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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运动同时被左翼批判为帝国与种族主义的哲学外衣，被右翼攻击为自由派精英和专家政治的根源。Eliane Glaser 的立场不是无条件复辟启蒙，而是用启蒙最有价值的遗产“永久批判”来筛选、保留并修正它。
左翼批评集中在启蒙与现代种族主义、帝国主义之间的关系。Kehinde Andrews 等学者主张，不应继续崇敬 Kant、Locke、Voltaire 这些“死去的白人男性”；爱丁堡大学也反思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在种族科学传播中的责任。
右翼的攻击方向不同。民粹右翼把启蒙影响下的代议民主、专业知识、公共机构和自由主义秩序视为“自满的自由派精英”工程。Will Hutton 在2025年感叹，正义、问责、社会公平、科学进步和国际秩序这些曾经被默认的公共善，如今被重新标记为精英主义。
Steven Pinker 以“理性、科学、人文主义和进步”为启蒙辩护，强调这些价值带来健康、繁荣与和平的可测量改善。Glaser 承认在后真相、阴谋论和反专家情绪中捍卫事实与知识很重要，但她不能完全加入这种胜利主义。在经济不平等、气候崩溃和贫困仍然严重的世界里，把启蒙简单包装成进步故事会显得失真。
Glaser 认为，启蒙价值仍然必要：共享事实、实验检验、开放讨论的公共领域、以理性论证为基础的争辩，以及容忍、自由、人权和公共善。问题在于，现代社会已经忘了如何为这些价值提出有说服力的理由。
她把当下称为快速“去启蒙”的时刻。报纸发行量、注意力和对共同知识的信任下降，错误信息、虚假信息和深度伪造扩张。如果放弃启蒙项目中有价值的部分，社会会滑向 AI 废话、个人真相宣称、摇晃的情绪主义和不受制衡的权力。
启蒙不能被当成使命口号回收，而必须被重新衡量：它哪些部分仍适合当下，哪些缺陷是外部附着物，哪些缺陷已经嵌入设计本身。这也是文章的主问题。
启蒙大体生长于17、18世纪科学方法的确立。Francis Bacon 一代拒绝炼金术、神秘主义和迷信，转向对物理世界的经验研究。法国 philosophes 如 Voltaire、d’Alembert、Diderot、Montesquieu 推动世俗知识、数学逻辑、百科全书和分权思想；苏格兰有 Adam Smith、David Hume、James Hutton、Thomas Reid；德国有 Moses Mendelssohn 与 Kant。
共同线索是相信理性能把人从习俗、偏见和权威中释放出来。Diderot 和 d’Alembert 的 Encyclopédie 把哲人定义为敢于踩过偏见、传统、普遍同意和权威，自行思考的人。Kant 在1784年把启蒙定义为人从“自我招致的不成熟”中释放出来，也就是无需他人指导而运用自己的理解力。
但历史学家 Dorinda Outram 提醒，所谓“启蒙”并不稳定。启蒙思想家宣称普遍人性，却反复把黑人、女性和穷人排除在普遍范畴之外。Mary Wollstonecraft 的《女权辩护》正是对这种排除的回应。
Angela Saini 一方面承认启蒙给出现代世界的理性和科学方法，另一方面指出 Linnaeus 的生物分类把人按肤色纳入自然分类，这种做法既任意又深刻影响后来的种族科学。Voltaire、Kant、Locke、Rousseau 等人都有欧洲优越和非白人低劣的观念。
Kehinde Andrews 反对“他们有种族主义，但可与道德哲学分开”的常见辩护。他认为，这些等级观念并非偶然，而与启蒙思想的出发点相连。Saini 的补充更复杂：这些种族态度也是时代的产物，并为殖民扩张和既有社会秩序服务。自由、平等、理性和世俗主义，与某些人被建构为低等的观念同时锻造。
启蒙必须承认自己的排除和自利，否则任何辩护都会变成遮丑；但如果只把启蒙等同于殖民和种族主义，又会丢掉它内部反奴隶制、反专制和自我批判的资源。
Jonathan Israel 在《激进启蒙》中强调，Diderot、Condorcet 等重要启蒙思想家是激烈的废奴主义者。Diderot 参与《两印度史》，批判殖民统治，也在 Encyclopédie 中谴责对黑人的奴役，虽然他的表述仍混杂着偏见。启蒙语言也被19世纪初海地反奴隶制起义调用。
Richard Whatmore 把启蒙理解为防止宗教战争重演的策略。Voltaire 在1764年写道，分裂是人类大病，宽容是唯一解药。18世纪的多样性不是消灭对手，而是在差异中共同生活；一旦想放逐、排斥对手，启蒙就结束，狂热就开始。
Glaser 接受一种真正平等的普遍主义：它优先保障和平分歧的能力，而不是被身份主义或民族主义的狭窄承认要求吞没。她也承认普遍主义的风险：圣保罗式把犹太人纳入基督教会可能抹除犹太边界，法国共和主义也可能以平等名义遮蔽穆斯林群体的具体处境。
Glaser 认为，很多攻击启蒙价值的人没有看清当下权力差异。右翼攻击主流媒体、专家、专业人士和所谓“光照会”，常常是在攻击已经退却的残余或想象中的敌人；左翼攻击文化守门人，也高估了策展人、编辑、学者的实际影响力。
真正拥有更大权力的是科技公司、亿万富豪和政治强人。把专业知识、文化资本和高智识标准简单等同于权力与特权，会遮蔽金融和技术精英正在扩张的现实权力。在人权、国际主义和法治机构受威胁时，不能让对普遍主义的合理批评变成摧毁普遍机构的理由。
1948年 Eleanor Roosevelt 起草《世界人权宣言》时，纳入了包括中国哲学家、外交官张彭春在内的不同文化代表。张彭春支持宣言，也带来儒家共同体传统对个人权利中心主义的挑战。这种挑战应被记住，但不能因此拆掉建立在人类普遍尊严基础上的国际机构。
Glaser 把理性视为工作和冲突解决中的指南针，但理性不是绝对。过度强调理性可能显得傲慢，也可能让专家在被攻击时变得更教条。Adorno 与 Horkheimer 在《启蒙辩证法》中警告，僵硬理性可能通向统治；Rousseau、Foucault、John Gray 等人也从不同方向批评启蒙理性。
Saini 提醒，说服人并不总能靠“这就是合理的”来完成，例如劝疫苗犹豫者时，直接用理性敲打对方未必有效。她也反对把民粹完全归为非理性：许多人感到政治长期无效，当民粹候选人承诺彻底改变时，这种吸引力不只是反理性，也来自挫败。
Outram 则把道德放在比抽象理性更紧急的位置。谎言、错误信息和虚假信息常服务于残酷；如果一个政府或公司必须撒谎，往往说明它在维护道德上站不住脚的项目。晚期启蒙中关于同情、共感和相互牵连的价值，同样值得保留。
Glaser 最偏爱的启蒙定义来自 Foucault 1984年的《什么是启蒙》。Foucault 把启蒙理解为一种持续重新激活的态度，一种对自身历史时代进行永久批判的哲学气质。这样看，启蒙不是一套神圣结论，而是一种不断阅读世界、也不断审查自己的能力。
永久批判既能抵抗操纵，也能抵抗自我欺骗。它要求我们既不把启蒙奉为无污点的传统，也不把它整包丢弃给后真相和强人政治。启蒙内部的多元、矛盾和自我修正能力，恰好可以帮助我们在二元对立时代保持辨别力。
启蒙是混杂、矛盾且带有历史罪责的项目，但它也提供了批判权力、追求知识、维持分歧共处和修正自身的工具。拯救启蒙不是洗白它，而是用它自己的辨别原则保留可用之物：把理性当作追求目标而非绝对姿态，承认历史排除，反对把专家与知识标准污名化，并把批判锋芒重新对准金融、技术和政治强权。
文章先呈现启蒙在左翼和右翼攻击下的脆弱处境，再拒绝 Pinker 式单线进步辩护；随后回到启蒙的历史定义、内部矛盾和种族主义问题，接着引入宽容、普遍主义和真实权力结构，最后把理性调整为谦逊的“永久批判”，提出既保留又修正启蒙的路径。
费曼输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