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这篇《卫报》长文追踪 Kent Kiehl 如何把“犯罪脑”研究带入美国刑事司法系统。文章不是否认神经科学本身的价值，而是质疑一种更危险的跃迁：当仍有争议的脑扫描和遗传证据被包装成能预测暴力的科学确定性，它可能不但救不了被告，反而帮检方证明他们“永远危险”，尤其在死刑案件中造成不可逆后果。
1. Brian Dugan 案：脑扫描第一次把 Kiehl 推上法庭舞台
1.1 辩方想用精神病态证明“不应判死”
- 2009 年，芝加哥陪审团正在决定是否因一名 10 岁女孩被强奸谋杀案判 Brian Dugan 死刑。Dugan 已承认 1985 年谋杀，当时正因另外两名女性的强奸谋杀案服无期徒刑，DNA 也证明他在犯罪现场。
- Dugan 的律师认为定罪几乎无法避免，于是请新墨西哥大学研究者 Kent Kiehl 作证。Kiehl 长期研究囚犯大脑，他先用包含 20 项特质和行为的精神病态量表给 Dugan 打分，再用当时较新的功能性磁共振成像观察 Dugan 对情绪刺激图片的脑区反应。
1.2 证据没有救 Dugan，却打开了生物犯罪学法庭入口
- Kiehl 告诉陪审团，Dugan 的量表得分处于他见过的囚犯最高范围，且这些症状从很小时就存在。他后来在自传式著作中称扫描显示 Dugan 大脑“萎缩”。
- 这场审判是美国较早允许脑科学证据进入法庭的案件之一，但陪审团没有因此宽大处理，仍判 Dugan 死刑；后来伊利诺伊州暂停死刑，他的刑期才改为无期。真正的后果在审判之后：不稳定的生物犯罪学开始被数千个案件引用，尤其被辩护律师用来请求轻判。
2. 争议科学如何在美国刑案中扩散
2.1 数千个案件开始引用脑证据
- 2019 年一项研究显示，2005 到 2015 年间，刑事辩护中使用脑证据的案例出现在 2800 多份司法意见中。研究者估计，神经科学减责论证出现在约 10% 到 12% 的美国谋杀审判、约 25% 的死刑审判中；严重重罪案件中，约 40% 涉及脑证据。
- 研究还承认，2800 这个数字很可能低估了真实规模，因为它只统计公开司法意见。许多案件中的基本论证相似：有些人因为大脑或基因被“编程”为犯罪，责任因此应被减轻。
2.2 双刃剑：轻判证据也能变成重判证据
- 批评者认为，这类说法超出了科学能支持的范围，并让一种早已被否定的观念回潮：犯罪性可以从身体里读出来。这是优生学和生物决定论的现代回声。
- 在美国，有色人种被逮捕、起诉、定罪和监禁的比例长期高于白人，因此只依赖生物因素解释犯罪也有伦理风险。更关键的是，生物证据可以被辩方用来请求减刑，也可以被检方用来证明某人永久危险，从而要求更重惩罚。
2.3 资本案件中的风险在于“科学确定性幻觉”
- 文章强调，许多研究者认为这套科学并不可靠，但它已经在死刑案件中常规出现。问题不是单篇论文是否有启发性，而是法庭可能把不稳定的关联解释成可预测未来暴力的确定证据，最终让一些被告被判死刑。
3. Kiehl 的研究人格与“犯罪脑”愿景
3.1 从 Ted Bundy 附近长大，到研究囚犯大脑
- Kiehl 在华盛顿州 Tacoma 长大，距离连环杀手 Ted Bundy 的住所约一英里。他的父亲是记者，报道过 Bundy 案。童年周围的恐惧激发他研究人类破坏性行为的兴趣。
- 他母亲 16 岁生下他，他最初两年在孤儿院，后来被一个天主教家庭收养。约 12 岁得知自己被收养后，他短暂离家出走。后来他在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学心理学，并决心研究精神病态者。
3.2 Hare 实验室、移动 MRI 和最大囚犯脑数据库
- 20 世纪 90 年代，Kiehl 进入 Robert Hare 在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实验室。Hare 是囚犯群体心理研究的先驱。Kiehl 说自己不是最聪明的学生，但会成为最努力的学生。
- 2007 年，他到新墨西哥大学任神经心理学职位。他所在的 Mind Research Network 宣称创建了“世界上最大的囚犯脑数据数据库”。Kiehl 也成为美国少数继续集中研究被监禁者的当代科学家之一，并把移动 MRI 送入各地监狱和拘留所。
4. Amos Wells 案：生物辩护如何反过来支持死刑
4.1 Wells 自首时想死，辩方却把重点放在“他无法控制自己”
- 2013 年 7 月 1 日晚约 7 点半，Amos Joseph Wells III 走进得州 Fort Worth 附近警局，说“把我关起来，杀了我”。不到两小时前，他枪杀了怀孕女友 Chanice Reed、女友母亲 Annette Reed 和女友 10 岁弟弟 Eddie McCuin。
- Wells 后来说自己看到一名白衣男子幻觉指引他去警局。审讯视频记录了侦探拥抱他的画面，但法官没有让陪审团看到他表达悔意的视频。辩护律师反而在 2016 年量刑阶段告诉陪审团：Wells 没有选择自己的基因、大脑和父母。
4.2 辩方想争取无期，却把“未来危险性”交给检方
- 得州是少数要求陪审员认定被告未来是否可能持续威胁社会，才能判死刑的州。Wells 的律师联系 Kiehl 及其同事做脑扫描和基因测试，希望证明他生物上倾向暴力，从而争取无期。
- 这是一种高风险策略。辩方明确告诉陪审团 Wells 对本性没有控制；法官允许争议科学作为证据，说明 Wells 会永远对社会构成危险。检方随即利用这些专家意见，告诉陪审团辩方专家“都同意这家伙危险”，他“永远不会不危险”。陪审团判 Wells 死刑。
4.3 悔意和人生史被挤到边缘
- Wells 审讯时表达悔意的视频没有被陪审团看到；新律师认为，那段视频本可帮助人们看见他不是冷血怪物。与此同时，关于 Wells 困难成长、精神疾病和创伤经历的“人化”材料，也被生物决定论辩护挤到边缘。
5. 颅相学之后：生物犯罪学的旧故事
5.1 200 年来，科学不断声称能在身体中读出犯罪
- 文章把 Kiehl 的愿景放回两百多年历史中。19 世纪初，Franz Joseph Gall 的颅相学试图从头骨形状判断犯罪倾向；后来 Cesare Lombroso 等人继续把犯罪视为身体和种族特征。法律实践者被这类科学吸引，因为它让人看似可以不按行为，而按“他是谁”来审判。
- 这些理论与种族主义、优生学和国家控制人口的政治需求深度纠缠。文章还提到当代政治话语中关于“好基因”、移民犯罪基因等说法，说明生物命定论并未消失，而是会在特定政治场景中重新被动员。
5.2 Kiehl 承认系统偏见，却把焦点放在囚犯大脑
- Kiehl 承认刑事司法有偏见，但他把偏见解释为低社会经济地位，而不是种族。现实数据却显示，俄亥俄州黑人被监禁的可能性是白人的五倍以上；美国有色人种近百年来一直被不成比例地监禁，且自 1970 年代监禁率上升后差距扩大。
- Kiehl 还曾说，可以扫描芝加哥 Cook County Jail 所有被监禁者的大脑，判断谁最容易暴力，以决定谁该释放、谁该留下。他也承认当地 70% 被监禁者是非裔美国人，这会引发“你在扫描非裔美国人并说他们大脑有问题”的反对。文章指出，他实际处理这个问题的方式，是继续聚焦囚犯大脑，而不是塑造谁被警察和监狱系统抓住的社会力量。
6. “过度宣称者”：媒体、基金会和私人公司如何放大影响
6.1 科学家批评 Kiehl 把脑扫描说得过于确定
- Kiehl 出现在 PBS、国家地理纪录片和自传书《精神病态者低语者》中，积极宣传用脑科学发现犯罪倾向的前景。但 MIT 神经科学家 Satrajit Ghosh 认为，通过脑扫描预测人类行为仍像“极端科幻”，目前工具不足以强预测任何行为，更不用说犯罪行为。
- 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律学者 Stephen Morse 曾与 Kiehl 共事，称他是“大脑过度宣称者”。Kiehl 2018 年一篇基于 495 名囚犯 MRI 的精神病态与脑容量研究，2019 年因错误被撤稿，也显示他的研究并非总能支撑其确定语气。
6.2 法官教育和 Mindset 公司让争议证据进入更多案件
- 2007 到 2011 年，Kiehl 参与 MacArthur Foundation 资助的法律与神经科学研究网络，目标是让神经科学进入美国法庭。他说自己向成千上万名联邦法官讲授如何区分好坏神经科学；美国联邦法官职位实际为 890 个。
- 批评者认为，这类法官教育本想帮助谨慎使用脑成像，可能反而给它意外合法性。Kiehl 和妻子 Lyn Kiehl 后来运营 Mindset 公司，为刑事被告做脑扫描和基因测试；Kiehl 说公司参与过 200 多起死刑案件，Amos Wells 就是其中之一。
6.3 撤稿事件暴露确定语气背后的脆弱性
- Kiehl 和同事 2018 年在《心理医学》发表一项研究，声称对威斯康星和新墨西哥监狱系统中 495 名囚犯的 MRI 显示，精神病态特质与脑容量减少有关。2019 年 2 月，这篇论文被撤稿。Kiehl 后来把错误归因于学生没有正确使用数据，但这也说明，他公开表达的确定性并不总能由研究过程稳稳支撑。
7. Wells 的人生背景本可以构成另一种辩护
7.1 心理专家试图建立三代创伤图景
- 心理学家 Jolie Brams 在 2014 年被任命为 Wells 辩护团队心理健康专家，她的任务是根据美国律师协会死刑辩护准则，建立 Wells 三代人生背景，为低于死刑的量刑提供基础。她强调，遗传只是生命故事的一小部分，辩护应看贫困、文化、童年关键发展期和具体经历。
- Brams 发现 Wells 有解离体验、类似精神病症状，家族中多人也经历童年性侵、暴力和遗弃。Wells 童年生活在 Fort Worth，当地因枪支暴力被称为“Murder Worth”；他目睹父母家暴，7 岁时被照护者性侵，长期遭受皮带和延长线殴打，并在小学时出现幻觉、抑郁、夜惊和梦游，却没有得到持续心理治疗。
7.2 基因证据把个体历史压成“天生危险”
- Wells 的审判律师 William H Ray 和 Stephen Gordon 雇用 Mindset 组织科学专家，使用脑扫描、唾液样本和基因测试，得出 Wells 无法控制自己行为的结论。遗传测试由 Kiehl 合作者、比萨大学生物化学教授 Silvia Pellegrini 完成；她说 Wells 有 MAOA 基因变体。她丈夫、精神科医生 Pietro Pietrini 又作证称该变体与暴力风险强相关。
- Stanford 遗传学家 Marcus Feldman 说，这在科学上并不真实。到 2016 年 11 月作证时，MAOA 与暴力行为的关系并未被可靠重复验证，个别基因决定人类行为的研究也已被行为遗传学界广泛放弃。
7.3 Mindset 的专家链条统一导向“无法控制”
- 法庭文件显示，Mindset 协调的 MRI、唾液样本、基因测试和专家证词，最后都导向同一个结论：Wells 无法控制自己的行为。对死刑辩护来说，这种一致性看似强，但在得州未来危险性标准下，恰好把“他以后也无法控制”这个最危险的推论交给了检方。
8. 种族化伪科学如何进入 Wells 死刑辩护
8.1 MAOA 证词滑向对黑人暴力的种族刻板印象
- Mindset 还请精神科医生 William Bernet 作证。法庭记录显示，他最初认为低活性 MAOA 与黑人之间的关联很边缘，直到读到犯罪学者 Kevin Beaver 的研究。Beaver 曾把黑人低活性 MAOA 与暴力、犯罪、帮派成员身份和武器使用联系起来，其作品还被白人至上主义网站 Stormfront 用来证明种族等级。
- Bernet 最终作证称，具有这种遗传风险的非裔美国受试者更可能日后出现暴力活动。Wells 的新律师、NAACP、29 名科学家和律师以及两所法学院代表都认为，这类证据把争议神经科学和种族化伪科学带入死刑审判。
8.2 新律师认为辩方等于帮检方证明了未来危险性
- Cooley LLP 律师 Matthew Kutcher 说，向陪审团提供“你的客户天生危险”的证据本身就极其冒险；如果告诉陪审团一个黑人男性“基因上被设定为暴力”，就会邀请他们通过种族刻板印象看待他，而不是把他视为个体。
- Wells 目前仍在死囚区，法律选择已经很少。Brams 回忆这场辩护时说，她从未见过辩方 90% 聚焦在一个没有根据的理论上；从专业和情感上，她都知道 Wells 不该得到这样的辩护结果。
8.3 这不是 Wells 一个案子的余波
- Wells 案之后，Kiehl 仍继续与 Pellegrini 和 Pietrini 合作犯罪脑研究。2023 年，他们共同发表一项研究，称在 800 名被监禁男性样本中发现异常脑结构，研究后来于 5 月重新发表。文章借此说明，争议并未停留在过去审判，而是仍在继续生产影响法庭和公共想象的科学叙事。
思想框架
文章先用 Dugan 案展示 Kiehl 的脑扫描如何进入美国死刑审判，并指出它没有带来宽恕，反而让生物犯罪学在更多案件中扩散。随后，文章转向 Amos Wells 案，说明辩方本想用脑和基因证明减责，却在得州“未来危险性”标准下帮助检方证明被告永远危险。中段把 Kiehl 的研究放回颅相学、优生学和种族化犯罪科学传统中，揭示身体读罪的旧叙事如何换上神经科学语言。后段再追踪 Kiehl 的媒体形象、法官教育、Mindset 公司和 Wells 的创伤背景，形成最终判断：当争议科学遮蔽个体生命史，并与种族刻板印象结合，它会把辩护工具变成死刑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