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 250 年：从混合共和到参与式治理的第三次转向》

导语

Nathan Gardels 借美国独立 250 年回看美国自我治理制度的三次转向：1789 年宪法确立的混合共和，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 Progressive Era 的直接民主与专家政府，以及今天正在出现的“有参与但不民粹”。文章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恢复人民同意和制度信任，同时避免未经审议的多数、金钱组织化和民粹煽动摧毁共和制的平衡。

1. 第一转向：共和，而不是纯民主

1.1 建国者为什么警惕民主

• 1776 年独立后，美国在 1789 年批准宪法。James Madison、John Adams 和 Patrick Henry 这些建国者并不把“democracy”当作理想词汇；宪法、权利法案和独立宣言里都没有这个词。
• 他们从希腊民主和罗马共和国汲取教训。Polybius 生活在罗马共和国末期，约 200-118 B.C.；Machiavelli 在 1517 年的 Discourses on Livy 中延续了这些反思。两者都认为，单一政体会退化：君主制变暴政，贵族制变寡头，民主变煽动和暴民统治。
• 建国设计因此是混合共和：行政权、积极而知情的少数、以及多数之间互相制衡。Thomas Jefferson 所说的“天赋贤能”不是血统贵族，而是有才能、能审议的少数，用来抵消多数激情和派系私利。

1.2 参议院曾被设想为压舱石

• Adams 在 1776 年给 North Carolina Provincial Congress 的建议中强调两院制：下院应像人民的小型画像，能像人民一样思考、感受、推理；上院则由下院选出，负责长远公共利益和冷静审议。
• Hamilton 把 Senate 比作船的 ballast，Madison 也称它是抵御民意波动的 anchor。Federalist Papers No. 47 和 No. 10 共同指向一个担忧：如果多数激情不受制度限制，个人和少数权利会被吞没。

1.3 Calhoun 对“数目多数”的警告

• 到 1840s，多数州和联邦都转向直接选举上院，消除了 Adams 看重的功能差异。John C. Calhoun 在 1843-1849 年写成、1851 年出版的 A Disquisition on Government 中区分“数目多数”和“宪法多数”。
• Calhoun 认为，混合共和的目的不是让任何一个利益组合用政府权力壮大自己，而是让不同社会利益并发同意。他所谓的 negative（否决或阻止权）与 positive（行动权）结合，才构成宪政政府。
• 文章也承认，扩大选举权带来政党和 factions。Madison 在 Federalist Paper No. 10 里定义派系为出于共同激情或利益、损害他人权利或公共长远利益的公民组合。选民越多，越需要时间、金钱和组织才能动员，普通未组织选民反而被边缘化。

2. 第二转向：进步时代的直接民主和聪明政府

2.1 Gilded Age 的反弹

• 19 世纪末，美国从内战后统一市场、铁路、电报、工业革命、城市化和大规模报纸中获得巨大财富，也制造巨大不平等。Mark Twain 称其为 Gilded Age：表面镀金，底下是垄断、贫富差距和政治机器。
• 到 1890-1920 年，Progressive Era 形成。Robert LaFollette、Hiram Johnson、Hazen Pingree 等地方改革者试图用直接民主和专业行政回应铁路、矿业、食品安全、工时、城市住房、环境和公用事业等问题。

2.2 倡议、公投、罢免和专家政府

• 进步主义者认为，如果代表“为人民”治理却被特殊利益俘获，那就让人民绕过代表，直接在投票箱立法。公民倡议从瑞士引入，美国有 27 个州后来采用。
• California 的 Hiram Johnson 在 1911 年推动公民倡议，目标是打破 Southern Pacific Railroad 对州议会的控制。Wisconsin 的 Fighting Bob La Follette 从 1900 年起推动直接初选、文官改革、累进所得税、禁止商业政治捐款、铁路和保险监管、工人赔偿与童工限制。
• Theodore Roosevelt 称 Wisconsin 成为“民主实验室”。所谓 Wisconsin idea 是让大学专家进入治理，把法律、经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用于立法。Adlai Stevenson II 后来概括说，政府不应像醉汉在黑暗中摸索，而要用知识和理解照亮道路；Walter Lippmann 也认为专家调解的价值在于瓦解党派性。

3. 第三转向的危机背景：精英失灵和民粹反噬

• 今天的治理危机类似 20 世纪初。2008-2009 金融危机暴露裂缝，全球化和技术变迁制造就业不安，数字资本主义和金融扩张集中财富，党派极化让州府和 Washington 被特殊利益与部落政治接管。
• 文章说，建国者最害怕的民主释放煽动者，在 2016 和 2024 年美国总统选举中成为现实。MAGA 和 Donald Trump 不是治理危机的原因，而是西方民主制度被内部建制和组织化利益俘获后的症状。
• 民粹反叛本来针对僵死政治阶层，却转化为对健全治理本身的反叛，攻击制度制衡。作者的判断是：当以人民主权为合法性的制度长期忽视普通人，打着人民护民官旗号的煽动者就会借愤怒上台，并破坏谈判、妥协和限制权力的制度信任。

4. California 经验：直接民主如何被金钱俘获

4.1 成功和失败并存

• California 的公民倡议确有成功例子：通过非党派公民小组结束选区操纵，采用 top-two 开放初选来削弱极端党派激励，并建立 Coastal Commission 保护海岸线。
• 但同一机制也曾通过禁止同性婚姻、拒绝移民基本服务的措施，后来被法院推翻；财政上则出现一边锁定支出、一边限制税收的矛盾。

4.2 公民不愚蠢，但常被信息和组织成本困住

• 作者写道，公众不愚蠢，只是被工作、生活和家庭占满，通常信息不足。民调中，多数人支持直接决定税收和预算；但当被问到州政府最大开支是 K-14 education、最大收入来源是所得税和资本利得税，且 top 1% pay 50% 时，多数人不知道。
• 现代公投提案光收集签名常需 $10-20 million，专业公司可按每个签名 $18 收费，而入选选票需要 800,000 到 1,000,000 个签名。于是直接民主变成有钱组织化特殊利益的战场。
• Proposition 22 in 2020 是典型例子。Uber、Lyft 等零工平台公司与工会围绕承包商是否应视为雇员对抗，企业投入 $224 million 并获胜，次日市场估值增加 $13 billion。前 California Supreme Court Chief Justice Ron George 因此追问：公民倡议是否成了它原本要控制的特殊利益工具？

5. 参与但不民粹：审议平台和有约束影响

5.1 公民审议的基本逻辑

• 第三转向的关键，是制度化审议平台，作为组织化特殊利益和金钱话语的制衡，并在选举周期之间强化民主连接组织。审议民调和公民大会会召集能代表整体政治共同体的公民，在非党派“善意岛屿”中听取专家信息、正反意见，然后审议共识。
• 这些公民临时成为拥有知情判断的贤能群体，用建国者设想的审议能力，制衡纯粹民意浪潮和派系私利。America In One Room、Stanford’s Deliberative Democracy Lab 和 Helena 的实践表明，结构化审议能降低党派敌意、发现共同点。

5.2 从咨询走向制度影响

• 2022 年，Jerry Brown 和 Ron George 给 California Secretary of State 的报告建议建立 independent citizen review panels，评估公民倡议是否符合公共利益，并向选民传达结果。欧洲也有 France 气候公民大会、Ireland 堕胎禁令讨论、European Union 跨国公民审议等案例。
• 问题是多数审议结果只是咨询，不绑定权力。Brown-George report 甚至设想，是否可授权公民大会发起有约束力的 ballot measures，以便把公共声音带回被金钱俘获的流程。
• Berggruen Institute 在 California 推动把审议和约束性影响连接起来。2014 年 Think Long Committee for California 与其他组织推动立法，把审议、透明和协商引入公民倡议流程；如果立法机关和倡议发起人达成协议，提案可撤回，换成更平衡立法。最低工资和数据隐私法律就是这样产生的。

5.3 AI 辅助的 Engaged California 平台

• 正在实施的 Engaged California 是一个 AI-assisted citizen deliberation platform，用于政府没有充分处理的重大公共议题。AI 用来追踪参与者在信息暴露和反复发言中如何收敛到共识。
• 这是三向工具：让政策制定者和行政部门在选举周期外大规模倾听普通公民；让公民持续表达关切和方案；也让不同背景的 Californian 互相寻找共同点。它已用于 2024 年 Pacific Palisades 和 Altadena 火灾后的恢复重建建议、公共雇员讨论政府响应和效率，以及 AI 对工作和社会的影响。

6. 回到可信的自我治理

• 作者认为，美国民主正处在第三次转向的胚胎阶段。它要吸收建国者混合共和的制衡经验，也吸收进步时代直接参与和专家治理的经验。
• “有参与但不民粹”的目标，是把新的直接公民参与嵌入代表制实践，同时恢复建国者认为防止共和国自杀所必需的审议压舱石。250 年后的美国早已不是农场和小镇社会，也不是 20 世纪初工业城市；但人民同意和权力制衡仍是原则，制度形式必须重新适配时代，才可能重新可信、重新响应。

思想框架

文章以 250 年为时间节点，先回到 1776 和 1789，说明建国者建立的不是纯民主，而是用参议院、代表制、任命机关和分权来过滤多数激情的混合共和。随后进入 1890-1920 的进步时代：工业化和 Gilded Age 的不平等激发直接民主和专家政府，但 California 的公民倡议又显示直接民主会被金钱和组织化利益俘获。第三部分把 2008-2009、2016、2024 的危机连接起来，指出民粹是精英失灵后的反噬。最后作者提出审议式平台、公民大会、Engaged California 和 AI 辅助审议，试图把人民参与、专家信息和制度约束重新组合，形成“有参与但不民粹”的新治理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