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如何制造新的“寒蝉效应”

正文

如果你想为美国教育的现状找一个绝望的理由，可以从很多地方说起。比如，你可以担心吞噬一切的手机，以及随之而来的赌博和 TikTok 成瘾；可以担心读写能力自由落体般下降、数学熟练度衰退、人工智能兴起、痴迷大学申请的父母陷入疯狂、旷课率急剧上升、青少年心理健康危机，等等。

但还有一种损害值得得到更多关注：言论自由受到侵蚀。它不在课堂里，而发生在高中的公共空间——学生报纸、学生会和其他日常生活领域。学校本应帮助学生为真实世界做准备，然而太多机构训练孩子保持沉默。

我们三人是华盛顿特区一所高中校报的编辑，报社约有 60 名学生记者。我们会问很多问题，想知道事情何时发生、为什么发生。我们报道重大的政策变化，例如禁用手机，也报道细小的日程调整，例如学年提前开学。我们报道各种争议，包括毕业班恶作剧、教职员工变动，以及围绕集会和戏剧演出的争论。在观点版，作者们会讨论计算器失窃、如何解决青少年睡眠不足、成绩膨胀、人工智能政策等问题。

虽然学校里的许多教师愿意接受采访，但有些人一直拒绝。他们告诉我们，自己害怕说错一句话，就会受到上司严厉训斥，或在未来求职面试中被翻出来。他们不希望自己在某个特定时刻的观点永远可以在互联网上被搜到。当然，这是他们的权利。我们的社会也确实可以多一些知道自己不必因为能发言就对一切发表意见的人。

但我们之所以采访教师，是因为他们是专家，往往比我们更了解学校内部如何运作。我们希望自己的刊物像一份小镇报纸，让读者全面了解这个社区如何思考、如何感受，同时推进寻求真相、报道真相的事业。可是，当人们害怕到不敢开口时，读者就无法看见社区的全貌。

而人们确实在害怕。在我们看来，这个问题远远超出了校报。社交媒体时代曾承诺带来高度民主化：你不再需要成为成名已久的评论家，才能把自己的声音传出去。（我们都出生于 21 世纪初，很难想象还有别的传播方式。）互联网以多种方式连接了我们，其中许多值得庆祝；但互联网的永久记忆也带来了个人和机构层面的审查压力。人们太担心说错话，于是干脆什么也不说。

沉默文化若走向极端，会造成格外严重的伤害。社会必须接受一个事实：人的观点会随时间改变。我们可以先把高中视为学生承担智识风险的阶段。在人生这一时期，学生发现兴趣，形成观点；他们参加运动队选拔、加入社团、认识新朋友。正是在这些尝试里，他们逐渐成为自己，也变得更加独立。

关心学生的成年人——父母、教师、学校管理者和未来的雇主——应当鼓励他们发声、辩论，没错，也允许他们失败。他们还应当克制自己，不要在每一个转折点都介入干预。

最近，马里兰州蒙哥马利县学区登上当地新闻：官员要求管理者在学生报纸出版前进行审阅，并依据含糊标准直接审查某些报道。学校官员处理这类事情时，手法有时直白，有时隐晦。我们学校的一名管理者曾提出对文章实行事先审查，还指示我们应该如何联系消息来源；另一名管理者则告诉我们，决定发表一篇有关他们的文章是“应受谴责的”。

管理者有责任支持自由表达的文化，高中生也需要继续说出自己的想法，为这种文化作出贡献。言论自由在理论上似乎很容易维护，实践中却需要一定勇气。第一步，是重新确认：个人和集体享有的表达权利，超越我们任何一个人具体说了什么。一个强健——有时也会混乱——的思想市场，符合所有人的最佳利益。

1965 年，在爱荷华州得梅因，五名学生为抗议美国不断升级地介入越南战争，戴着印有和平标志的黑色臂章到校。当地高中管理者将其中三人停学。此后，学区不得不在一场持续三年的法律战中为停学决定辩护；案件最终以学生在“廷克诉得梅因独立社区学区案”中赢得最高法院判决告终。

得梅因的管理者说，他们禁止臂章，是因为这种无声抗议有可能造成骚乱，尽管事实上并未发生任何骚乱。假如一名警察仅仅因为某个在街上佩戴黑色臂章的人理论上可能煽动大规模抗议，就禁止他佩戴，任何讲理的美国人都会正确地把警察的行为视为侵犯宪法第一修正案。同样的逻辑也应当适用于整个社会。

当然，建立开放、尊重辩论的文化，靠的不只是阻止政府干预。如果大批人认定沉默比冒险面对分歧更安全，又转而教孩子也保持沉默，那么我们最根本的言论自由权利将从内部崩塌。

思想框架

文章先把表达萎缩放进美国教育的多重危机中，再以校报记者采访教师受阻的经验，说明互联网的永久记忆如何把个体恐惧变成机构性的沉默。随后，作者把高中界定为应当容许智识冒险、观点变化和失败的阶段，并用蒙哥马利县的事先审查与 1965 年得梅因黑臂章案对照，证明对“可能引发麻烦”的担忧不能凌驾于表达权。结尾把风险从政府审查推向更深处：当社会自愿把沉默传给下一代，言论自由会在制度禁令出现之前就从内部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