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若观火的修昔底德：战争、自欺与权力

修昔底德出现在新闻里，几乎从来不是好兆头。这位记录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古希腊历史学家，通常被用来警告可怕的大国冲突可能重演，或者证明强国可以且应该不顾正义、推进自身物质利益。然而本文认为，不论用修昔底德替帝国辩护还是批判帝国，都错过了他的真正锋芒：他揭露强者与弱者、正义者与非正义者共同拥有的自欺。

1. 修昔底德为何总被当作现实主义者

1.1 一场 27 年战争与帝国兴衰

• 今年早些时候，加拿大总理 Mark Carney 在达沃斯引用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最著名的一句话，赢得广泛赞誉：“强者做其所能，弱者受其所必受。”Carney 原本借此批评特朗普政府治下的美国行为，但修昔底德也常被用于支持侵略乃至帝国主义政策，在美国尤其如此。
• 然而，想从修昔底德那里寻找帝国辩护或帝国批判的人，都会失望。修昔底德毫不留情：他书写战争，是为了揭露强者与弱者、不义者与正义者的幻觉。自欺是《战争史》反复出现的主题。正因为自欺恒久存在，而且会给胜者和败者同样带来灾难，他的作品才像他自己预期的那样，既切合当下又超越时代。
• 修昔底德在开篇自称是一位“写下”雅典人与伯罗奔尼撒人之间战争的雅典人，因为他判断这场战争超过此前一切战争，包括特洛伊战争。战争从公元前 431 年持续到前 404 年，长达 27 年；其两大主角雅典和斯巴达在开战时分别处于希腊世界最强海权与陆权的巅峰，修昔底德由此预见了冲突的规模。
• 数百年来，斯巴达一直是首屈一指的希腊城邦。但希腊人击退波斯帝国数次入侵、即所谓波希战争后，雅典建立了强大的海上同盟。雅典逐渐把这个名义上的防御联盟变成统治希腊世界相当大一部分地区的帝国。最终，斯巴达在伯罗奔尼撒盟友推动下向雅典宣战；表面理由很多，真实目的却是遏制雅典扩张。
• 战争席卷许多较小的希腊城邦，还把波斯帝国和不同的非希腊族群卷入其中。雅典最终战败，帝国解体。修昔底德活到足以见证这些事件，却未能在《战争史》中写到结局。

1.2 “现实主义”标签的用处与限度

• Carney 引用的句子常与国际政治中的“现实主义”联系在一起。这个含义松散的词，既指怀疑政治生活能否实现正义的道德立场，也指从物质力量与利益解释政治事件的分析方法。修昔底德不带修饰、不诉诸感伤地描述希腊城邦间的权力运作，因此可以被视为现实主义的源头；这种立场通常与 Immanuel Kant 一类思想家的“自由制度主义”相对，后者仍对国家合作乃至永久和平抱有希望。
• 20 世纪，这组意识形态分歧成为学术和政治话语讨论国际政治的核心。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历史学家 E H Carr 警惕地观察他所谓“乌托邦主义”的传播，其表现是人们对国际联盟等机构促进世界和平抱有过高希望。Carr 因而有限度地捍卫现实主义，把它视为危险世界里务实灵活的政治指南：“正如在另一些时期必须用乌托邦主义抵消现实主义的贫瘠，现实主义也是纠正乌托邦主义过度热情的必要手段。”
• 但修昔底德本人和现实主义的关系，比他的名声所显示的更加暧昧。首先，他从未使用这个词；它远晚于古典时代，直到 20 世纪前不久才出现，最早把它用于修昔底德的其实是 Friedrich Nietzsche。其次，修昔底德很少以自己的名义作判断。《战争史》中许多最臭名昭著的句子都出自历史人物之口。难道有人会认为 Richard III 的台词就是 William Shakespeare 本人的明确观点吗？
• 无疑，想在作品中寻找现实主义视角的人，会在修昔底德那里找到大量材料。但《战争史》也促使读者深入思考战争的原因与后果。修昔底德以人道眼光强调了战争造成的苦难，其中一些来自与战争同时发生的灾难，特别是雅典瘟疫；截至公元前 425 年，它杀死了多达四分之一的雅典公民。但大量苦难也是希腊人自己造成的，其中包括本应“文明”到不至于如此暴烈的雅典人与斯巴达人。修昔底德写道：“从未有如此多的城邦被攻占、被夷为废墟……从未有如此多的流放与流血，或发生在战场，或发生于党争。”

1.3 作者的克制为何邀请读者投射

• 修昔底德本人也未能置身席卷希腊世界的事件之外。他感染了雅典的可怕瘟疫，还以雅典将军身份参战，却因未能阻止公元前 424 年 Amphipolis 叛乱而被同胞放逐。即便如此，他仍以冷静克制的笔调书写战争。《战争史》几乎没有编辑式评论，作者本人近乎消失。第一位从希腊文直接把他译成英文的 Thomas Hobbes 观察说，修昔底德“不会偏离文本，给读者上一堂道德或政治课，也不会深入人心超过行动本身明确指引的程度”。也正是这种保留态度，邀请读者把自己的解释投射到作品之上。

2. 米洛斯对话：强弱双方都在自欺

2.1 “强者做其所能”的真实含义

• 《战争史》中最广为人知、至今仍被世界各地大学生乃至达沃斯与会者遇见的句子，是雅典人对米洛斯人所说的：“强者做其所能，弱者受其所必受。”这段“米洛斯对话”发生在公元前 416 年，战争已过半。雅典派出远征军前往中立岛屿米洛斯，迫使当地人接受雅典统治；围城之前，两城没有留下姓名的代表举行谈判。
• 但标准译法比希腊语动词 συγχωρέω 真正表达的意思更阴森。更准确的翻译应该是：“占优势者做其所能，弱者让步。”翻译问题或许部分解释了为何许多读者认为雅典人在说“强权即公理”。雅典人真正的主张是：正义语言只在力量大致相等者之间的谈判中有位置；面对强大的雅典，弱小米洛斯必须向雅典利益让步。因此，这句话即使含有威胁，也是在邀请米洛斯人抛开托词，直接谈共同利益。

2.2 正义信念与毁灭性误判

• 米洛斯人拒绝以共同利益寻找交集。我们听到的并非米洛斯民众，而是其寡头统治者的声音。他们宣布要与远为强大的雅典人作战，尽管雅典只要求米洛斯成为缴纳贡金、提供船只的附属盟友。米洛斯人甚至似乎期待击败雅典，因为作为对抗不义者的正义之人，他们相信会得到诸神援助；作为斯巴达殖民者，他们又相信斯巴达会出手。他们说：“我们相信，既然我们是正义者、对抗不义者，诸神会赐予我们不逊于你们的运气；我们在力量上的不足，则会由斯巴达人的联盟补足，他们即便只为羞耻之心，也必须援助自己的同族。”
• 雅典人告诉他们，自然、诸神和斯巴达人都不会保护他们：“你们把赌注与信任主要放在斯巴达人、你们的运气和对正义的希望上，也正会在这些方面受到最彻底的欺骗。”米洛斯人的确被骗了：雅典摧毁岛屿，杀死全部成年男子，把妇女与儿童卖为奴隶。
• 雅典人很快遭遇相似命运。米洛斯大屠杀后不到六个月，他们发动西西里远征，最终全军覆没，约 4 万人被毁，相当于一整座城市的人口。许多读者把西西里的雅典灾难看成摧毁米洛斯所招致的惩罚。

2.3 双方共同的自欺

• 但在少数直接评论战争的段落中，修昔底德并未把结局归咎于任何一次具体军事遭遇——甚至不是西西里远征——也没有归咎于雅典追求帝国。更广泛地说，雅典人对米洛斯的判断同样适用于其他城邦。《战争史》中没有任何内容驳倒雅典人的核心主张：强者就是更有能力把偏好强加于人，弱者若无视这一点就要自担风险。每个城邦都会统治到自身力量所及的边界。
• 真正的问题是：有没有城邦能够明智、无幻觉地这样做？摧毁渺小的米洛斯，除了恶名，雅典人得到了什么？米洛斯统治者为何不让雅典人与民众交谈？明明只需向雅典纳贡，他们为何坚持自我毁灭？在修昔底德笔下，米洛斯对话的悲剧性，在于米洛斯人与雅典人的双重自欺，以及自欺带来的灾难后果。
• 米洛斯人体现了修昔底德描述的一种广泛心理现象：尤其在战争时期，对正义的炽热依恋会携带特定幻觉。正义者之所以自欺，一是因为他们以为正义会确保自己兴盛，二是因为他们高估了自己对正义的忠诚。

3. 斯巴达：正义激情如何长成惩罚欲

3.1 “希腊解放者”背后的恐惧

• 斯巴达就是例证。斯巴达人及盟友坚持，对雅典的战争是正义之战。按他们的说法，雅典帝国强迫属邦向雅典缴纳贡金和提供船只，等于奴役这些城邦；斯巴达人则自称“希腊的解放者”。
• 正义修辞掩盖了斯巴达的真实动机，而修昔底德将其揭开。他评论斯巴达最初宣战的决定：“斯巴达人投票认定条约已经被破坏，必须宣战；与其说他们被盟友的论点说服，不如说他们害怕雅典人的力量增长。”他们谴责雅典的不义，宣扬全体希腊城邦的自由，实际行动却源自自己的伯罗奔尼撒霸权受到威胁。就在投票开战、准备入侵 Attica 时，斯巴达名义上仍与雅典处于条约关系。显然，比起违约之不义，他们更在意保护自身利益；当然，他们仍会以“雅典已经违约”为借口。

3.2 暴行不是正义修辞的例外

• 斯巴达人还犯下修昔底德记录的多起最恶劣暴行。战争初期，他们屠杀所有在伯罗奔尼撒附近航行时被捕的水手，连中立城邦的人也不放过。公元前 427 年，他们为满足战略盟友 Thebes 的要求，处决约 200 名 Plataea 人并夷平其城；前 417 年，他们消灭 Hysiae，杀光成年男子，把妇女儿童卖为奴隶。
• 最令人发指的或许是公元前 425 年对自家黑劳士奴隶的屠杀。黑劳士是伯罗奔尼撒半岛邻近的 Messenia 与 Laconia 人，遭斯巴达大规模奴役。斯巴达人让黑劳士推选为斯巴达作战最英勇者，承诺给予自由，共选出 2,000 人。修昔底德写道：“然而斯巴达人不久后便除掉了他们，从来没有人知道每个人是怎样死的。”
• 最浅层的判断是，斯巴达人一边高举正义与解放，一边暗中因恐惧和私利行动，所以是伪君子。但真相更糟也更复杂。他们的确被正义激情驱动，而这种激情在施加惩罚时燃烧得尤其猛烈。威胁城邦利益的人——包括自家最优秀、唯一过错就是过于出色的奴隶——都会招致斯巴达的愤怒。他们的自欺在于没有意识到，自己对正义的激情已经长成对惩罚的怪物般嗜好。斯巴达罪行受到的注意远少于米洛斯人的命运，部分原因只是他们实施暴行时没有雅典人那套著名或臭名昭著的华丽修辞。

4. 雅典：看清权力，却高估理性

4.1 三重帝国辩护与说服幻觉

• 相比之下，雅典人看起来似乎并不自欺。毕竟，他们直言城邦关系中的正义有多软弱，也不羞于向别人指出这一点。战争爆发前，在斯巴达的一次会议上，雅典使者从三方面为帝国辩护。第一，人类激情，尤其恐惧，也包括对荣誉和利益的欲望，迫使城邦统治到权力极限。第二，经验印证这种心理描述：只有较弱城邦诉诸正义，强者直接行动，尽力保障自身利益。第三，既然人性和经验共同迫使城邦扩张统治，就不该为此谴责任何城邦；必要性为雅典帝国开脱。
• 但修昔底德揭露雅典幻觉时，并不比揭露斯巴达手软。雅典人理解正义在城邦间的软弱，却高估了理性的力量，包括自己的理性。正是雅典人坚持与米洛斯精英对话，错误相信能够说服对方接受统治。最终摧毁岛屿，的确给米洛斯人上了一课，证明正义何其软弱，但雅典同时犯下两个错误：失去了米洛斯原可向帝国提供的资源；屠杀民众也损害了雅典作为寡头城邦中人民盟友的声誉。
• 同样，在斯巴达的战前会议上，雅典人的立场陈述完全没能阻止斯巴达宣战，反而像是精心设计来激怒对手。《战争史》中，雅典人一再在谈判桌上威压敌人。人们甚至难以判断，他们更在意实现战略目标，还是证明自己聪明。
• 换言之，实现野心还不够；雅典人还要获得一种满足，让其他城邦承认他们的世界观是真理。但一个世界观如果真为真，并不需要其他城邦理解。沉默征服一样有效，甚至更有效，因为那样不会无谓冒犯那些本可通过默许为雅典带来利益的人。

4.2 西西里灾难与帝国荣耀

• 最后，即使以现实主义自豪，即使讨论集中在物质现实，雅典人仍会作出错误决定，或无法理解自己的动机。比如，在富有魅力的 Alcibiades 影响下决定远征遥远的西西里时，他们几乎没有讨论这场行动的真实战略价值。雅典公民基于各种私人激励投票：年长者把它看成间接赢得胜利的机会，年轻人则追求荣耀与冒险，对生命危险缺少恐惧。
• 可他们仿佛不信任自己的判断，又选出谨慎的 Nicias 统帅远征，好像他的个人节制能够平衡不节制的国家目标。结果，这种错配通向灾难。

4.3 荣耀叙事与历史记忆

• 更广泛地说，对处境的误解也延伸到帝国本身的性质。最杰出的雅典政治家 Pericles 承认，雅典帝国“像一种僭政”。但他直到去世前的最后一次演说、瘟疫在城中肆虐之时才说出这句话。即便如此，他仍忍不住鼓励雅典人追求荣耀，声称即使战败，雅典也会因统治过比任何城邦更多的希腊人而被后世记住。
• 至少在一个意义上，Pericles 没有弄错：我们至今仍记得雅典人的功业。但这份记忆与其说归功于 Pericles，不如说归功于修昔底德。Pericles 用诗意语言宣称“英雄以整片大地为坟墓”，修昔底德写下的却是西西里远征结局：雅典人把未埋葬的死者和伤员留在身后，在 Assinarus 河中喝自己的血，最终不光彩地死在 Syracuse 恶臭的采石场里。Pericles 向同胞承诺，他们会留下“不朽的纪念碑”；修昔底德留给我们的，却是意义暧昧得多的战争《历史》。

5. 当代战争话语中的同一种幻觉

5.1 强硬预期与“正义宇宙”

• 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看到“一位粗暴的老师，它让多数人的性格降到与命运相同的水平”。观察美国当下与伊朗的冲突，以及它对全球经济日益严重的影响，可以看出发动战争者曾期待以极小代价轻易成功；开战时的强硬言辞反映的也是这些期待，而不是真正理解局势。这种伪现实主义往往把论述者自己排除在其政治生活主张的残酷逻辑之外。
• 与此同时，另一些人不断预言，美国会因反复侵略其他国家而遭到宇宙惩罚、走向衰落。把时间拉得足够长，衰落或许不可避免；但一再宣布它，也是在向一个正义宇宙许愿，相信不义者终将受到报应。Carney 引用修昔底德后，强硬地谈到“中等强国”结盟，却没有给出清楚的实际力量分析：我们多大程度上能够确定这些国家真是中等强国，而不是小国？它们聚合起来的能力又究竟有多少？

5.2 修昔底德的“不自欺意志”

• 类似自欺贯穿整场战争的希腊世界。雅典人欺骗自己，以为有足够能力统治其他希腊人，尤其高估自己的理性控制事件和说服他人的力量；他们甚至欺骗自己，误判被征服者将怎样记住其功业。斯巴达人无视自身明显的不义行为，欺骗自己相信事业正义。米洛斯人则欺骗自己，以为弱者面对强大入侵者时拥有正义事业，就会因斯巴达盟友或诸神拯救而得到回报。
• 与他们相反，Nietzsche 给予修昔底德最高赞誉，称赞他拥有“绝不欺骗自己的无条件意志”。修昔底德看见世界本来的样子，不试图从中寻找对自己既有信念的确认。他的自知定义了他与我们的距离；这种距离不仅是时间上的，更是心理上的。讽刺的是，那么多信心更强、自知更少的人，竟把自己的目的强加给一部专门讨论人类巨大自欺能力的作品。

思想框架

文章先拆解“修昔底德等于现实主义”的流行读法，再沿着《战争史》的三组人物展示自欺：米洛斯人相信正义会得到诸神与盟友奖赏；斯巴达人以解放和惩罚之名遮蔽恐惧、私利与暴行；雅典人虽然看清力量逻辑，却高估理性、说服和自身现实主义，最终在米洛斯与西西里付出代价。作者最后把同一结构带回当代：战争发动者的强硬和期待、相信美国必遭报应的愿望，以及“中等强国”结盟的修辞，都可能把自己排除在权力分析之外。修昔底德真正留下的不是一句强者箴言，而是拒绝用世界证成自身偏见的自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