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文学的“两种文化”之争：斯诺与利维斯为何针锋相对

1959 年，兼具物理学训练、小说家与政府技术官员身份的查尔斯·珀西·斯诺提出“科学与人文的两种文化”。今天，这句话常被理解为两个学科彼此不懂，但山姆·德雷瑟回到斯诺的演讲和文学批评家 F·R·利维斯的激烈反驳，发现争论真正触及的是两种生活气质：一边相信科学、分析与物质进步能够改善人生，另一边坚持文学保存了无法被量化和定义的“生命”。

1. “两种文化”原本不是中立诊断

1.1 斯诺为何相信自己能跨越两边

• 1959 年 5 月 7 日，55 岁的斯诺在剑桥大学发表里德讲座。他出身莱斯特郊区的中下阶层家庭，靠勤奋进入英国社会上层；受过物理学训练，又以半自传体小说系列《陌生人与兄弟》成名，还创造了“权力走廊”这一说法。他喜欢“理性的人通常会得出理性的结论”式的确定性，也把自己的科学与文学双重经历视为稀有的观察位置。
• 斯诺说，他白天与科学家相处，晚上同“文学知识分子”吃饭，因而看见西方知识社会已经裂开。科学家会读文学，却觉得狄更斯晦涩而回报可疑；文学知识分子对科学怀有羞怯的敬意，却说不清热力学第二定律——在斯诺看来，这相当于一部莎士比亚也没读过。两边三十年前尚能隔着鸿沟“冷冻般微笑”，如今连礼貌也消失了。

1.2 调停姿态之下，斯诺站在科学家一边

• 后世往往把这场演讲记成弥合学科隔阂的呼吁，但德雷瑟指出，斯诺并非中立外交官。他的原创性不在于发现科学与人文有分歧，而在于毫不含糊地宣告科学在道德、政治与现代性上优于文学。

1.3 从悲剧处境推向道德优越

• 斯诺从人的悲剧处境出发：每个人孤独地生活，也独自死去，爱、友谊和创造只是黑暗道路旁短暂的光池。面对这种命运，人可以屈服，也可以同仍可改变的苦难搏斗。他把科学家描写成改善现实的行动者，却把文学知识分子说成沉溺于个人悲剧、任由别人挨饿的人，甚至一度暗示后者的自满与奥斯维辛有关。

2. 科学、工业化与物质进步成为道德立场

2.1 “天然卢德分子”与工业革命

• 斯诺认为，传统文化要么没看见工业革命，要么只以恐惧回应；它怀念一个从不存在的无缝过去，希望未来不要到来。因为工业化是穷人的唯一希望，拒斥它的知识分子便成了“天然卢德分子”。在他笔下，科学家面向未来，文学家回望过去；前者处理贫困与冷战，后者只会发出恐惧的尖叫。
• 这种判断也导向政治方案：权力应从传统主义者手中转移给科学家，否则英国会像衰落的威尼斯共和国一样过早日落。国家应大举投资科学教育，让能够被量化考核识别的优秀人才进入权力核心。对靠个人努力上升的斯诺而言，这既是技术官僚方案，也是理想的精英选拔制度。

2.2 科研本身被赋予道德价值

• 斯诺把科学研究本身视为道德行动。科学家的头脑接触“真实而无辜的事实”，用技术减少贫困者生活的残酷、增加世界的幸福；改善生活最终表现为物质舒适。他因此相信，熟悉科学的方法和发现，才是成为真正现代人的必要条件。
• 这套近乎宣言的主张迅速引发跨大西洋讨论。《旁观者》连续数月刊登来信，约翰·F·肯尼迪称其为自己读过最具挑衅性的知识困境讨论之一。斯诺也走到声望顶点：哈罗德·威尔逊任命他进入技术部，1964 年获封男爵；他选择的格言是“我将找到一条路，或开出一条路”。

3. 利维斯的反击：攻击斯诺，也攻击造就他的时代

3.1 一场刻意残酷的“屠杀”

• 1962 年 2 月，剑桥英语文学学者 F·R·利维斯发表《两种文化？C·P·斯诺的意义》。利维斯将英语文学变成严肃学术研究，影响了一代读者，但他同样以不妥协、精英主义和对异见者刻薄著称。媒体预告他的“天鹅绝唱”会燃起烈火，现场也果真如此。
• 利维斯称斯诺“在智识上平庸到不能再平庸”“智识上的虚无”“装腔作势的无知”，甚至说斯诺“自以为是小说家”，实际上根本不知道小说是什么。听众愤而离场，舆论普遍震惊于他的残酷。如此暴烈的重点不只是证明斯诺错，而是证明一个把斯诺奉为智者的文化系统已经出了问题。

3.2 两人的政治相似，遮不住生活观的冲突

• 利维斯和斯诺并非左右政治的简单对立。研究者盖伊·奥托拉诺指出，两人都拥护精英与功绩主义、排斥平等主义诉求，也同样忠于英国的“家园与责任”。差别在于，斯诺响应日常政治与技术治理，利维斯则把文学与观念置于现实事务之上。

3.3 “技术—边沁主义”的思想谱系

• 利维斯把造就斯诺的系统命名为“技术—边沁主义”：它相信分析与还原最能导向真理和福祉，以效用为尺度，用逻辑、公式和数据追求确定答案；偏爱客观胜过主观、概念胜过轶事，也倾向相信语言可以准确映照现实。英国历史上，边沁与柯勒律治、赫胥黎与阿诺德、霍尔丹与罗素的对照，都显出这条长期思想裂缝。约翰·斯图亚特·密尔概括得最清楚：边沁让人问“这是真的吗？”，柯勒律治让人问“这意味着什么？”

4. 利维斯所捍卫的“生命”为何难以定义

4.1 文学不是材料，而是生命显现的场所

• 利维斯认为，技术—边沁主义对精确性的迷恋忽略了严肃思考真正该面对的“生命”。伟大文学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它能让专注的读者感觉生命被召唤出来；作品如果没有这种活力，便不配称为文学。
• 问题是，“生命”在利维斯那里故意不接受严密定义。他偶尔称生命为创造，或说生命是在变化条件中成长与改变，却始终拒绝把它钉死。批评者因此讽刺：你若要求一套有论证的定义，便已经证明自己身处黑暗；要么感觉得到“生命”，要么感觉不到。这种姿态服务于他在剑桥培养文学祭司阶层的精英计划，既排他，也可能显得威权。

4.2 不可言说并不等于毫无价值

• 德雷瑟没有因此完全抛弃利维斯。人的经验从未被意识或语言穷尽；哲学和艺术常在努力说出尚未被说出的感受。面对不可言说之物，有人相信逻辑、量化、定义和分析会带来更深理解；利维斯则相信，文学应让谜团显现，而不是用解释把它抹平。

4.3 “是的，但是……”如何形成共同判断

• 对利维斯而言，“生命”不是外在神灵，而是一种世俗的注意方式：在当下和日常中感受非凡，通过与他人“是的，但是……”式的讨论，不断加入保留、限定并趋近更好的判断。个人体验并不意味着人人自动正确；文学判断仍需在共同阅读中被修正。

5. “生活水平”与“生命”无法互相换算

5.1 斯诺的确定性为何让利维斯恐惧

• 利维斯担心，科学主义会把无法量化的生命神秘视为可忽略、可解释或可驯服之物。斯诺用“生活水平”概括生活，把人的复杂存在缩减为物质需要得到满足；在利维斯看来，这种“盲目的启蒙威胁”正会凝固创造性，使生活失去值得过的理由。
• 德雷瑟借霍夫曼的故事说明这种错位：一位商务部长听完长篇交响曲，转身问邻座“这向我们证明了什么？”问题本身没有逻辑错误，却错过了音乐发生的意义。反过来，斯诺的立场也不是粗暴地禁止文学；他希望先满足人的基本需要，让人之后可以自由选择，甚至去剑桥研习英语文学。

5.2 两种方案各有盲点

• 斯诺在《再看两种文化》中回避点名利维斯，重申自己简单的论点，又设想一种桥接科学与人文的“第三种文化”，但没有真正回应批评。利维斯则把自己的演讲称为“经典”和“无可回答”，同样没有填补“生命”概念中的分析空白。
• 斯诺能说清物质进步如何减轻苦难，却容易把价值、历史与目的当成附属问题；利维斯能提醒人们不要消灭生命的神秘，却把判断权交给了难以检验的文化精英。他们的缺陷并未取消冲突，反而揭示双方为何总会互相误解。

6. 今天不必消灭“两种文化”

• 今日科学与人文之间的隔阂仍在。科学家可能怀疑人文学科的用途；人文学者则怀疑科学家假装自己能生活在无文化的真空中，不受道德、价值、历史和目的的审视。这些互相指控都不完全公平，但仍重复了旧有姿态。
• 更深层的分野可以写成一连串互相拉扯的倾向：技术—边沁主义与生命、科学与文学、功利主义与浪漫主义、事实与解释、客观与主观、思想与感受、未来与过去、真理与意义。威廉·詹姆斯称哲学史很大程度上是“人类气质的冲突”，斯诺与利维斯正是这种冲突的现代化身。
• 因此，德雷瑟主张不必把两种文化合并，也不必发明第三种文化。提出问题本身，就是在最广阔的范围内反思我们的智识与存在：人如何理解经验、对劳动与探索寄托何种希望，以及一切最终为了什么。冲突有时富有成果，有时没有，但多种意图与气质的持续对话，本身就是文学和思想生活的一部分。

思想框架

文章先拆掉“两种文化只是学科隔阂”的常见解释，恢复斯诺演讲中的价值排序：科学、工业化与技术治理被视为改善贫困、迎向未来的道德行动。随后，它用利维斯的残酷反击进入相反立场：技术—边沁主义虽然精确有效，却可能把文学所保存的、无法完全定义的“生命”压缩成生活水平。作者既指出斯诺的物质主义盲点，也揭示利维斯的神秘主义与精英主义问题，最后把二人冲突放回事实与意义、分析与体验、真理与价值的长期气质之争；重点不在消灭差异，而在继续追问我们究竟为何求知、为何改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