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起随机杀人案之后：把犯罪防治「升级为国安」意味着什么

导语

2024 年台北捷运再次发生随机杀人事件，距上一次已过去十年。十年间，台湾社会对犯罪防治的讨论仍停留在「法务部的事」或「加重刑罚」层面。这篇评论文章提出一个结构性主张：犯罪防治应提升为国安层级的跨部会协调工作，而非仅由司法系统承担。

1. 犯罪防治不等于司法工作：一个被忽视的制度盲区

台湾现行体制下，犯罪防治的主管机关是法务部。但作者指出，犯罪的成因——贫穷、失业、精神疾病、社区瓦解、教育失败——没有一项属于法务部的职权范围。犯罪防治本质上是社会安全网的建设，涉及卫福部、教育部、劳动部、内政部等多个部门，却缺乏一个高于各部会的协调机制。

2. 日本模式：首相主导的跨部会犯罪防治

文章以日本为参照。2003 年，日本通过《再犯防止推進法》，在内阁设立犯罪对策阁僚会议，由首相亲自主持。这一机制的核心不是加重刑罚，而是将犯罪防治的资源整合权提升到最高行政层级——从就业辅导、住居支持到社区照护，形成一个以「防止再犯」为目标的全政府框架。日本随后十余年间犯罪率持续下降。

3. 两个关键缺口：出狱衔接与社区赋能

作者点出台湾犯罪防治最脆弱的两个环节。第一是出狱后的社会衔接：受刑人出狱时面临无住所、无工作、无社会网络的「三无」困境，极易再犯。日本的做法是在出狱前即启动就业与住居安排，由地方政府而非监狱系统主导。第二是社区层面的预防：犯罪不是在真空中发生的，它发生在具体的街区、家庭和人际网络中。将犯罪防治下沉到社区，意味着赋予基层组织（如里长、社工站）更大的预警与资源调配权限。

结论

两起随机杀人案之间的十年，台湾在犯罪防治的制度设计上几乎原地踏步。问题不在于缺乏善意或资源，而在于缺乏一个能够整合善意和资源的制度架构。当犯罪防治被当作「法务部的事」时，它注定只能是事后惩罚，而非事前预防。

思想框架

文章以两起十年间隔的随机杀人案建立紧迫感，接着指出「犯罪防治 = 司法工作」这一隐含假设的制度性错误，再引入日本首相主导的跨部会模式作为对照方案，最后落在出狱衔接与社区赋能两个具体政策缺口上，形成「问题→误诊→替代方案→落地抓手」的四步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