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冲绳人在日治台湾的尴尬位置》

导语

在日本帝国的结构里，冲绳人处于一个吼尬的位置：在本土被视为"内地生番"，在殖民地台湾却站在统治者一端。松田紘子的《流轉台灣的沖繩人》透过 44 位老人的口述史，展示了帝国边缘的人如何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找不到位置，又如何为自己找一条活路。

1. 帝国边缘的结构性位置

1879 年琉球王国被明治政府强行废除、纳入日本版图后，冲绳人在法律上成了日本人，但在本土人的眼中，说不同方言、挂奇怪姓氏、女性手背还有刺青的南方岛民怎么都称不上日本人。他们在帝国内部受歧视，在海外移民社群里也常是二等公民。但因持有内地户籍，对殖民地台湾而言，他们仍属于统治者一端。

这种结构性位置带来了弹性。台湾总督府是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需要大量人力，为冲绳人提供了在其他移居地几乎不可能获得的机会——警察、教师、总督府官员。但代价是必须隐藏冲绳身份：改地籍、改姓、在家只说标准日语，把手上的刺青包起来不出门。

2. 隐藏身份的代价：崎山マサ的故事

1933 年，出生于石垣岛的崎山マサ随父亲转学到台湾宜兰。父亲崎山濖为了在殖民地当教师，已把家族户籍从冲绳县迁到鹿儿岛县，并把冲绳特色姓氏改成一般日本姓氏。マサ在台湾穿西式服装、在家说标准日语，在她的认知里她就是日本人。

直到有一年回石垣岛就读，同学问她："你是琉球来的吧？"二年级的マサ不知道"琉球"是什么意思。同学说"琉球人都赤脚走路"，还有人拿出美工刀说："用这个割割你的手，我们要确认血的颜色是不是跟我们一样。" 这份困惑不是源于个人无知，而是帝国结构系统性制造的结果。

3. 第二代的身份断裂

冲绳移民第二代在殖民地台湾与日本社群中生活，认同自己是日本人，常被冲绳、台湾、日本三种环境与身份困住。下地康夫的母亲总对家人说："进官舍不要被人看到你的刺青——里面有大和人，刺青很丢脸。"他的外祖母每天把自己关在家里从早到晚纺织，因为她只会说宫古岛语言，无法与外人沟通。

而康夫自己却活得很自在："我活在大和小孩的世界里，完全没有被歧视的经验。"松田紘子评论：康夫之所以能无缝同化，恰恰是因为第一代父母刻意努力、避免孩子受歧视的结果。

另一位出生于台南的野田芳子呈现更复杂的层次：她的外祖父是那霸久米村閩人三十六姓的后代，带着一口北京话来台湾，却发现台湾人说的是闽南语；她的母亲在台湾出生，完全不会冲绳话；她的父亲本籍虽是冲绳，但祖母是鹿儿岛人，对冲绳很陌生。芳子因为读的是公学校，反而学会了流利的台湾话——但对自己的冲绳身份毫无意识。书中还提到一个女孩直到进了高等女学校看到户籍訄本，才发现自己的本籍地是冲绳县，哭着质问母亲："原来我是冲绳人吗？"

4. 日语作为身份分界线

松田紘子指出，倾向改籍改姓的多半是公务员阶层——警察、教师、总督府官僚，因为这些职位要求以统治者姿态出现。而台湾数量较多的渔民或店员并不需要如此。日语才是划分日本人和台湾人的关键指标——如果无法流畅使用日语，就难以进入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二元框架，不具文化优位性。

5. 压迫结构中的位置转换

下地惠幸从宫古岛一名失业临时工，变成在台湾管理原住民的殖民地警察；崎山濖从冲绳被边缘化的教师，变成台湾日本人学校的训导。同样的人，换了居所，在压迫结构里的位置就改变了。

作者由此引出对照：在日本殖民时期，台湾人被送到西表岛当矿工，但也有台湾人在矿坑里担任管理者、成为压迫者的一员。殖民地的被统治者，在另一个空间里也可能是压迫者。在帝国的结构里，没有人的位置是固定的，压迫者通常是由结构决定的。

6. 地理感知的重新校准

客观上，石垣岛到基隆只有约 200 公里，而到那霸将近 400 公里。在帝国时代，从八重山到台湾不需仲介、也无需签约，买一张船票就能前往。有人去基隆看病，有人去台北找亲戚，有人在采收季节渡海打短工。当松田紘子对受访者提到"移居"或"移民"时，他们都感到疑惑——因为在他们认知里，"台湾"并不是海外。

结论

松田紘子以 8 年时间访问 44 位曾在台湾生活、战后引揚回冲绳的老人，建立重要口述史资料。她认为，"去认识担起日本殖民统治末端工作的人如何主观解释自身的迁移行为，与重构过去的客观事实同样重要。"这本书提醒我们：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二元对立之外，历史从来不是单一视角，每个人的位置与处境比我们所知更复杂。

思想框架

文章以崎山マサ的个人故事开篇，引出《流轉台灣的沖繩人》的核心议题：帝国边缘的人如何在殖民地寻找位置。然后从结构性分析（帝国的中央-边缘阶层）展开，用多个家族的口述史填充结构缝隙中的个体命运，展示改籍改姓、语言选择、身份断裂等具体机制。最后通过台湾人在西表岛的对照，落在"压迫者由结构决定，没有人的位置是固定的"这一核心判断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