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利需要钱：要兑现公共服务，全球税收与债务规则必须改写》

导语

人权不能只停留在法院、条约和宪法语言里。医疗、教育、司法、公共交通都需要财政资源；如果全球金融和税收架构持续把财富从非洲抽走，再多权利承诺也无法落地。Nairobi 的 matatu 不是单纯交通问题，而是财政主权被债务、非法资本外流、税收规则和援助依赖共同压缩后的日常后果。

1. 公共交通背后，是权利与财政被拆开的现实

Nairobi 的 Limuru Road 上，matatu 小巴和 boda boda 摩托在尾气、拥堵和不确定中穿梭。作者小时候还坐过 Kenya Bus Service，那是一种真正有秩序感的公交系统；如今它消失了，私人小巴填补了政府长期未能填补的空白。

这些 matatu 背后有 SACCOs（储蓄和信贷合作所有制方案），有时存在深刻利益冲突。系统不是“坏了”，而是被安排成服务小巴所有者，而不是服务每天搭乘它们的数百万人。票价上涨、线路争夺、通勤变成给既得利益者缴纳的日常税。

这看起来像交通基础设施问题：修路、监管、投资公交即可。但越研究非洲政府如何筹钱、花钱、失钱、再借回来，就越清楚：这其实是政治经济问题，而政治经济的核心就是人权。

权利需要钱。没有医院预算，就没有健康权；没有教师工资，就没有教育权；没有法院经费，就没有司法；没有公共交通投资，就没有移动和经济参与的权利。国际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公约要求国家以“最大可用资源”实现权利，非洲人权与民族权宪章也保护健康、教育、工作和良好环境——这些都意味着财政义务。

2. 非洲不是天然贫穷，而是被全球金融结构制造贫穷

问题在于，设计全球金融规则的人和设计全球人权框架的人，过去半个世纪几乎在不同房间里工作。财政部长和 IMF 对话，人权律师和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对话；真正决定权利能否落地的预算谈判里，人权常常不在议程上。

非洲公共财政真正的故事，不在年度预算演讲里，而在那些从未到达预算的资金流中。作者的核心判断是：非洲政府不是穷，而是被制造成穷。

证据很直接。UNCTAD 估算，非洲每年因非法资本流出损失 886 亿美元，方式包括贸易错报、转让定价滥用，以及通过离岸司法辖区转移利润。886 亿美元相当于非洲大陆 GDP 的 3.7%，也大致等于非洲每年收到的官方发展援助和外国直接投资总和。1980–2018 年间，仅撒哈拉以南非洲就因此损失 1.3 万亿美元。

每一美元离岸转移，都不是抽象数字，而是一家没钱的医院、一间缺教师的教室，或 Nairobi 没能建成的公共公交网络。

3. 债务、结构调整和税收规则共同挤压财政空间

债务是第二层压力。许多债务并非自由选择：一些来自殖民政府遗留，一些来自 1970 年代西方银行回流石油美元后的贷款，又在 1979 年 Volcker shock 后利率飙升；还有一些来自 2010 年代国际债券市场对高收益的追逐。

2024 年，非洲国家偿债约 740 亿美元，是 2010 年的 4 倍多。30 多个非洲国家如今用于偿债的钱超过公共卫生支出；在超过一半非洲国家，偿债支出高于公共健康支出。这不是“非洲国家乱借钱”的简单后果，而是全球信贷系统长期把非洲主权债务定价在高风险溢价之上的结构性结果。

Zambia 2020 年违约后等了 3 年才获得债务减免，这 3 年里，紧缩政策削弱了最脆弱人群依赖的公共服务。Ghana 的调整计划深入社会部门，Kenya 面临还款压力和生活成本上升。这些不是孤例，而是债务架构把最大财政负担压给最小财政空间政府的可预测结果。

再往下，是结构调整的长期阴影。1980–1990 年代 IMF 和 World Bank 贷款条件要求私有化、财政收缩、国家退出公共品供给，正好发生在非洲政府本应建设基础设施的时候。那些理论后来被修正或抛弃，但被阻止建设的基础设施并没有自动补回来；Limuru Road 上的 matatu 就是纪念碑。

4. 全球税制不是中立技术，而是历史权力结构

全球税收架构很大程度上是在非洲没有发言权的时代写成的。基础规则出现在 20 世纪初，当时非洲多数地区仍处于殖民统治。后来规则由 OECD 这个富国俱乐部定期更新，再交给其他国家当作既定事实。

看似合理的原则是：利润应在价值产生地征税，而不是在会计安排把利润登记到的地方征税。但现实规则长期确保相反结果。超过一半非洲国家税收收入仍低于 GDP 的 15%，低于联合国认为资助基本公共服务所需的 20% 门槛。IMF 估算，低收入国家每年仅因企业避税就损失超过 2000 亿美元。

数字化进一步放大问题。广告平台、数据处理、订阅服务、流媒体公司可以从 Kenya 用户那里获得价值，却几乎没有实体存在；利润被转到 Netherlands 或 Mauritius 征税，甚至不征税。这个安排越来越不具备经济可信度，也越来越难以政治维持。

税收规则决定的不只是钱流向哪里，而是谁有能力兑现权利。当公共职能长期缺位，私人利益会进入缝隙，并希望缝隙继续存在；SACCO 不希望理性化公共交通系统出现，跨国公司也不希望全球税制改革让它们多缴税。规模不同，结构逻辑相同。

5. 正义、透明和参与是财政系统的地基

权利需要资源，反过来，资源也需要权利：筹钱、花钱、公平分配收益，都需要透明、问责和公民参与。Ibn Khaldun 的国家、税收与合法性分析提醒我们，正义不是财政系统的一个原则，而是地基。

当前债务架构的核心特征是 opacity（不透明）。债务国议会经常被排除在谈判之外，公民看不到自然资源开采合同，双边、多边和私人债权人也没有一致义务披露贷款条件。这种秘密不是偶然，而是功能：它保护有权设定条款者，免受承受后果者监督。

这正是联合国税收合作框架公约谈判重要的原因。110 个成员国已签署 Terms of Reference，发展中国家推动按客户所在地和真实价值创造地分配征税权，而不是只看实体存在。这不是技术细节，而是 Angola、Kenya 等国家能否真正对在境内创造价值的跨国公司征税的问题。

这些谈判之所以推进，是因为替代方案已经耗尽。OECD 最低税协议在实施前就被掏空，美国又为本国公司开口子。教训很清楚：当规则由富国为富国写成，发展中国家承担成本，却得不到收益。由所有成员国公开谈判的公约，不只是程度不同，而是性质不同。

6. 援助不能替代财政主权

富国长期把官方发展援助当作非洲发展融资的主要工具。作者并不完全否定援助：急性人道危机、具体技术缺口、经济冲击时，外部支持确实必要。但作为发展战略，援助记录很不乐观。

非洲每年因非法资本流出损失的 886 亿美元，是其官方发展援助收入的两倍多。援助从未接近弥补系统本身制造的缺口，还常常附带限制受援国政策选择的条件。2024–2025 年，法国、德国、英国和美国同时削减援助预算，这是近 30 年来首次；撒哈拉以南非洲可能失去高达 28% 的双边援助。承担成本的人，对这些决定没有发言权。

援助的政治经济结构会再生产依赖，而不是拆除依赖。下一代政策制定者要么继续做适合写进三年项目报告的微观干预，要么做真正结构性的、不光鲜的工作：快速、权利导向、可预测的主权债务处理机制；反映真实价值创造地的全球税收规则；把透明作为法律要求，而不是外交礼貌。

结论

Nairobi 没能建成的公交系统，是权利和资源被拆开的记录。公共交通不是“等富了再建”的奢侈品；Singapore 在更穷时就投资公共交通，因为政治决定先于财富。非洲需要的是财政主权：能筹集并使用自身收入，不被债务条件和未参与设计的全球税制束缚。全球公平税收公约、债务机制改革和透明义务，不是慈善，而是正义；因为当前系统本来就是为了让财富更容易离开非洲城市，而不是投资其中。

思想框架

文章从 Nairobi 的 matatu 通勤经验切入，把交通不便转化为“权利需要财政”的问题。随后追踪财政资源为何缺席：非法资本流出、债务、结构调整和殖民时期形成的全球税制。再进一步说明财政正义需要透明、问责和参与，最后把方案落到联合国全球税收公约、债务机制改革和摆脱援助依赖的财政主权。

Rights require money · Attiya Waris · Aeon · ⏱️ 原文 15 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