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必使用 AI

1. “如何使用 AI”之前，应先问“我可以不用吗”

• 答案很简单：可以。如果你不喜欢 AI、觉得它没用，或只是不想把它加入数字工具箱，就可以退出。无论最终代价如何，暂时观望甚至永远不用，仍是完全合理的选择。
• 这听起来像异端，因为社会每天重复同一叙事：生成式 AI 无所不包、会彻底改变一切，也不可抗拒；最好立刻跳上列车，否则就会被时代抛下。
• 这种叙事既可能真诚，也可能是宣传。它在政治与技术中反复出现：既然历史由自上而下的结构变化塑造，先知般的技术专家就声称自己知道未来。他们不用“也许”“可能”“可以”，只说“必将”。
• 可如果未来真的不可避免，个人反而没有义务帮它到来。必然性不是正确性的证明，更不是服从命令。

2. “历史必然”用力量代替理由，也排斥温和异议

• C·S·刘易斯（C. S. Lewis）在 20 世纪 40 年代观察共产主义作家：论证失败时，他们会说革命“注定会来”，甚至警告反对者终将被“割倒”。刘易斯说，这就像癌症若会说话，便声称自己能杀死你，所以自己一定正确。
• AI 福音的真正信徒犯了相似错误。他们想象自己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甚至认定历史本来就有边，于是无法容忍哪怕轻微异议。
• 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政治学家亚沙·蒙克（Yascha Mounk）嘲笑《纽约客》作者贾·托伦蒂诺（Jia Tolentino）从未用过 ChatGPT 却批评 AI，把她比作 19 世纪谴责铁路、自己又没坐过火车的反动牧师。
• 但铁路扩张确实存在重大代价，约翰·拉斯金（John Ruskin）等人当时就指出过。人不必开车，也能看见尾气；不必与聊天机器人“交谈”，也能研究它从哪里来、如何工作，以及它对人类生活的网络效应。真正令人惊讶的，不是托伦蒂诺未使用便批评，而是蒙克认定革命不可避免，反对者只是在把头埋进沙里。

3. 技术越具革命性，越有理由放慢采用

• 如果想站在革命正确一边，就应该使用 AI——这似乎是信徒的结论。但逻辑也可以完全反过来：一项技术越具革命性、越具破坏力，人们越应慢一点采用。革命并不天然值得加入。
• 在 Derek Thompson 的播客 Plain English 中，Politico 与 Axios 联合创始人 Jim VandeHei 热情宣传 AI。他说自己近一个月借 Claude 做了六个高功能原型应用，并用“神奇、直觉、漂亮”等词号召怀疑者开始构建。Thompson 不但没有追问，反而劝听众“花 20 美元，看看自己能做什么”，还把早期 ChatGPT 怀疑者比作 1989 年试过手机、便断定 2026 年智能手机无用的人。
• 这个类比恰好暴露另一种可能：2026 年的智能手机确实“好用得过头”，以至于小黑镜统治了每个人的口袋。如果 20 世纪 80 年代的怀疑者能够退出并避开这种支配，她如今看起来也许像个先知，还可能保住尼古拉斯·卡尔（Nicholas Carr）所说的“旧脑”。
• 不用智能手机当然会错过真实利益、在某些方面落后；抵抗也不适合所有人。但它依然是合理选择。对作者而言，拿早期手机类比早期 AI，得到的提醒不是“快上车”，而是“离远一点”。

4. AI “拯救”的生活，也许首先不该被无限优化

• AI 助手公司 NOX 创始人莫莉·坎蒂隆（Molly Cantillon）把日历、财务、订阅、睡眠习惯和“生活的每一点数据”交给 Claude。她构建的智能体成为一座从不睡眠的数字“瞭望塔”，替她完成所有任务。她说这座塔把生活还给了自己。
• 但作者追问，这种 AI 承诺拯救的生活是什么样？坎蒂隆原本被日程压垮、睡眠受损，早上 6 点同时盯着 15 个标签页，只为分析最佳交易。她缺少的也许不是一个全知智能替她优化表现，而是停止优化每一分钟的许可。
• 帕斯卡说：“人不快乐的唯一原因，是他不知道怎样安静地待在房间里。”许多人无法忍受世界变化时自己静坐，甚至预言 AI 末日的人也加入构建通用人工智能的竞赛。
• 未来主义者站在终点向所有人招手，想象每个人都是创业者、每个人都在氛围编程；他们不理解为什么有人不向前冲，只能把反对者塑造成无知、落后的卢德分子。

5. 平凡的怀疑者正在走出屏幕，而不是进入更多屏幕

• 真正信徒难以理解一种日常的 AI 无神论者：既不歇斯底里，也不愚蠢。越来越多认真思考的人正在向技术索取更少，而不是更多；他们删除应用，不再下载新应用，努力从吞噬注意力的设备上抬头，重新看脸、身体、树木、鸟、天空与海。
• 作者并不质疑任何人使用 AI 的正当性。人们有自由使用，文化里的能量、压力、动势和金钱也都把大家推向那里。更值得问的是：不使用是否同样正当？
• 许多人使用 AI，不是因为需要或想要，而是出于模糊的社会乃至道德义务。他们觉得自己无权说“不了，谢谢，我想等等，看自己是否真想用这些工具”，于是新工具送到门口时，只能叹气、耸肩，再开始学习怎样提问。

6. 近年的技术常把节省劳动的承诺变成更多劳动

• 技术变化往往产生与创造者承诺相反的效果。设备和平台没有赋权，反而消耗人的精力，很快又在无尽清单上加上一项任务；Microsoft 所说的“无限工作日”，正是节省时间与劳动承诺的反面。
• 人们真正需要的是许可：提醒自己可以依照审慎判断选择是或否，不必低头投降。没有来自高处的命令，也没有技术专家享有特权访问的预定未来。即使真有那种未来，其他人也没有理由帮助它提前到来。
• AI 的进步完全可能值得抵抗或减速；个人判断不必先得到技术潮流批准。

7. “巴特比选项”把拒绝变成无需辩护的自由

• 美国文学中有一个体现这种抵抗和内在自由的人物：赫尔曼·梅尔维尔 1853 年小说《抄写员巴特比》里的巴特比。老板下命令时，他平静却不可动摇地回答：“我宁愿不要。”上司一次次发出越来越难以置信的命令，他一次次给出相同回答。
• 当人追问“你为什么拒绝”，他还是只说：“我宁愿不要。”作者把他作为不愿拥抱冰冷 AI 未来者的榜样，称为“巴特比选项”。
• 如果你不想购买最新设备、为新发明付钱、下载最热门应用，就不必这样做，也不欠任何人解释。只需把巴特比的话变成自己的口头禅。
• 说一句“我宁愿不要”，然后不再多言，继续过自己的一天。

思想框架

文章从“是否有不用 AI 的自由”拆解技术宿命论，再借刘易斯说明“必然到来”如何用力量代替理由；随后通过铁路、手机和 AI 创业布道的类比，论证颠覆性越强越应谨慎。坎蒂隆的数字瞭望塔把问题转向生活目标：人是否真的需要优化一切。最后，作者以退出屏幕的人和巴特比的平静拒绝，把技术选择重新安放在个人判断与无需解释的自由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