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揭示权力的起源：大社会不必走向专制

导语

农业、城市和人口增长，是否注定把人类推向少数人的统治？Tim Vernimmen 采访考古学家 Gary Feinman，从住宅、广场、壁画和国家收入来源重新讨论这个问题。这些材料让我们看见，古代治理的可能性远比一条从专制走向现代民主的直线丰富。

1. 农业与人口增长，并不构成专制的必然阶梯

• 传统叙事把政治变化讲得过于整齐：狩猎采集的小群体共同决策，农业带来定居与资源囤积，人口和城市规模扩大后需要强人维持秩序，直到希腊发明民主，欧洲在中世纪之后重新发展民主并向外传播。Feinman 认为，这把多样的历史压成了单一路径。
• 大型社会可以采用多种治理方式，包容性治理也并非欧洲独有。 墨西哥的特奥蒂瓦坎、巴基斯坦的摩亨佐-达罗等例子，都挑战“前现代社会普遍专制”的假定。Feinman 在2023年《人类学年度评论》中梳理长期政治变化，随后参与两项跨地区研究检验这些想法。

2. 从普通住宅出发，田野证据改变了对国家的理解

• 中美洲住宅里的生产与交换，不符合中央垄断经济的模型。Feinman 在20世纪70年代受训时学到，国家支配生产、掌握关键资源并控制分配；但他在墨西哥发掘的许多家庭都制造工具或陶器用于交换，也使用本地未生产的物品。如果交换广泛分散于家庭，中央很难全面掌控；考古上也未发现足以让统治者大量囤积资源的仓库。
• 同一地区的统治方式存在显著差异。乌苏马辛塔河沿岸的古典期玛雅，确有王权颂扬、豪华墓葬和远大于普通住宅的宫殿；特奥蒂瓦坎及瓦哈卡附近的蒙特阿尔班却不能套进同一个模型。特奥蒂瓦坎有公共集会广场、描绘蒙面官员队列而非具名君王的壁画，以及供多人活动的宽阔神庙顶部。
• 中国山东东部的调查也不符合“被征服必然遭到榨取”的预期。这里是秦始皇统一时最后纳入的地区之一，传统理论预期居民处境恶化；历史与考古材料却显示，此后延续到汉代的统一时期，人口大增、新聚落出现、交通改善，地区联系与交换更密切。Feinman 据此反对把所有前现代政体都概括为只会抽取地方资源的专制机器。

3. 跨地区研究显示：规模有影响，却只解释部分差异

• 2025年发表于《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的研究，比较一千多个遗址中最大与最小住宅的差距，检验人口及政治规模与不平等的关系。2026年3月发表于《科学进展》的另一项研究，由Feinman领衔，比较40个考古与历史情境中的治理性质和规模。
• 两项研究都发现人口规模重要，但并不具有决定性。规模只解释了平等程度或专制程度差异的约四分之一。人口更多创造了权力集中的机会，不能据此推导权力集中必然发生。
• 非欧洲地区也存在与古希腊、共和时期罗马大致同时、甚至可能更早的民主实践。Feinman 不否认希腊与罗马对现代的重大影响，但提醒这种影响也与记录的保存和传播有关，不能把“留下深刻影响”误当成“独一无二”。
• 农业是重要创新，长期影响深远，却不一定马上产生相同政治结果。研究并未支持“农业一出现，社会就迅速踏上规模扩张、权力集中不可逆道路”的强叙事。

4. 权力是否集中，更取决于资源怎样进入政治机构

• 依赖广泛纳税的国家，需要让居民愿意留下并贡献。Feinman 把从许多农民、工匠和商人那里各收一点税称为“内部资源”。居民可以迁走，国家便有理由提供服务、回应需求；在这种条件下，完全不受约束的统治较难建立。
• 可被少数人垄断的资源，减少了统治者对普通公民的依赖。贸易路线、战利品、矿山、种植园与奴隶制属于他的“外部资源”：掌权者只需支付少数人保护资源，就可能维持统治，无须持续争取广大公民支持。
• “内部／外部”指政治收入与居民之间的依赖关系，并不只是地理位置。 奴隶庄园、乃至封建庄园中的劳动者缺少自由，因此也被归入外部资源。统治者若能控制劳动力，就可能把原先依赖自由小农的收入转变成自己垄断的收入；剥夺公民身份和劳动自由，是这一转变的策略。
• 对自由公民，专制也未必总表现为公开恐吓。Feinman 更强调“忽视”：统治者不需要他们的税，就不必积极回应他们；也未必希望伤害他们，因为他们以后可能有用。这与对被控制、缺乏公民地位的劳动者的剥削，需要分别理解。

5. 专制程度可以通过多种考古指标交叉判断

• 研究先确定两个维度：权力集中于极少数人的程度，以及普通人彼此交流、表达意见的机会。约十二位熟悉不同地区与时期的专家共同设计比较方案，把抽象治理概念转成可观察线索。
• 团队设置27项代理指标。例如，决策发生在难以进入的堡垒还是开放议事厅；艺术颂扬单一统治者，还是神灵、自然与共同体；城市有可进入的大广场，还是大量限制通行的建筑。研究收集全球31处地点的资料，其中部分分不同时段，构成40个案例，再汇总为专制指数。
• 指标组合降低了单一线索误判的影响。某一指标可以争论，但多种建筑、空间、艺术与历史材料共同指向的结果，不太容易因一项解释变化而完全翻转。

6. 特奥蒂瓦坎与玛雅：纪念建筑相似，政治关系不同

• 巨大金字塔不自动意味着强迫劳动与独裁君王。特奥蒂瓦坎塔顶能容纳至少10至12人，蒂卡尔等古典期玛雅神庙塔顶通常只容纳一两人，至多三人。这种空间差别与集体活动或单一领袖的角色相呼应，但需要和其他证据一起看。
• 寻找君王墓葬的结果强化了这种区别。过去十来年，考古学家在特奥蒂瓦坎三座最大金字塔下挖隧道，发现祭品、有时也有人牲，却没有君王墓。玛雅的重要神庙和金字塔则经常兼作国王陵寝。特奥蒂瓦坎宽阔道路与大型广场也让居民更容易聚集、交易和交换信息。
• 壁画中“给予”与“索取”的差异，同样提示统治角色。特奥蒂瓦坎的重要人物通常成群出现、不具名，常处于队列中；神灵或重要人物向民众分发水、种子等物品。玛雅艺术则常见君王踩着俘虏或收取贡物。Feinman 把这些图像视为理解统治者预期角色的线索。
• 两种治理可能与财政来源有关。乌苏马辛塔河沿线的玛雅领主控制可可、玉石、黑曜石、布料和羽毛的贸易，这些外部资源也维持领主间的交易关系。特奥蒂瓦坎则可能主要依赖劳役税，以及农民和小规模手工业的贡献；住宅区遍布生产活动，没有政府控制远距离贸易的明确证据。这里没有文字记录，财政解释仍须保留“可能”这一限定。

7. 税收、公共服务与共同仪式，可以形成互惠关系

• 纳税不必等于单向剥削。前现代居民具有迁移能力，依赖农民与工匠税源的政府，要吸引他们靠近，就有动力改善生产、交换和生活条件。公共服务可能让居民生产更多、交易更便利，甚至更有条件养育孩子。
• 回馈不只表现为直接分钱。宽阔街道、开放广场、供水和防御，都能改善普通人的生活；集体舞蹈、队列和宴饮等参与式仪式，则有助于建立信任、凝聚力与合作。社会即使存在一定等级，仍可能通过税收与服务形成繁荣和增长的互惠局面。
• 这种关系始终面临被侵蚀的风险。有人试图多占资源或逃避分享，财富集中又容易带来权力集中。Feinman 把共和时期罗马、魏玛共和国及今天美国并置，强调民主秩序并非自动延续。
• 蒙特阿尔班给出了长期制度也会瓦解的例子。它以集体方式组织了一千多年，后来才出现颂扬领袖的雕像和权位继承证据，随后整座城市崩溃。包容性治理在很多方面更复杂，也因而脆弱。

8. 官僚体系既可能被扭曲，也可能制约集权

• 集体治理需要组织能力。蒙特阿尔班与特奥蒂瓦坎存在许多非住宅、非宫殿的公共建筑，提示较复杂的行政活动；收税、组织基础设施劳动、提供安全和协调社会，都需要一定官僚体系。它可能被裙带关系和交易侵蚀，但不能因此断言行政组织本身无用。
• 古代中国的官僚有时也能对君主形成一定制约。考试选拔带有择优性质，官员对家乡的忠诚又让其利益不完全一致，也不完全等同于统治者。把大官僚体系直接等同于高度集权与不平等，忽略了这种内部张力。
• Feinman 以富兰克林·罗斯福时期的美国举例，认为有效行政曾推动大众生活水平提高。他反对“政府从来不为人民工作”的笼统判断，主张具体区分政府类型及其实际运作。

9. 历史的多样性，让包容性治理重新成为可讨论的可能

• 北美的易洛魁、祖尼和查科峡谷提供了更多集体治理案例。它们虽相对较小，却已大到足以支撑更高不平等，实际仍由不同共同体分享权力、维持较低不平等。有研究者还认为，部分原住民治理实践可能影响美国早期建国者；访谈保留了这种说法的不确定性。
• 若把历史理解为“社会越大就越专制”，过去就显得遥远，未来也仿佛难以改变。Feinman 希望研究提示另一种可能：包容性的治理实践一直存在，历史便能为当下政策提供更相关的参照。过去不会简单重复，但会形成可以辨认的呼应。

思想框架

访谈从农业和人口增长必然带来专制的旧叙事进入，经由住宅交换、山东地区发展及跨地区量化研究打破必然性。Feinman 随后把解释重心转向国家收入对普通居民的依赖，并用27项治理指标和特奥蒂瓦坎、玛雅的对照展示如何验证。税收、公共空间、仪式与官僚体系进一步说明包容性治理怎样运转、又怎样被财富和权力集中侵蚀。结尾回到历史的多样性，强调制度既可能退化，也存在不同的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