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沙利度胺药害：被遗忘的受害者如何获得迟来的补偿

1. 教科书里的药害，至今仍活在台湾幸存者身上

• 王挺杰陪妻子就医时，一名70多岁的医生问他是否就是书上的沙利度胺受害者，并感叹终于看到真实案例。66岁的王挺杰有典型“海豹肢”：双臂约50厘米，短于一般男性的75～90厘米；左手近乎直接从肘部长出两根手指，右手长52厘米、上臂27厘米，缩短的前臂连着三根手指，两手都没有拇指。教科书知识与眼前身体之间的断裂，正是台湾遗忘这场药害的缩影。
• 1950年代末，西德生产的沙利度胺以安眠、镇静和缓解孕吐之名风行46国，却会抑制胎儿血管与器官发育，造成四肢、眼耳、心脏和生殖器缺陷，全球上万名婴儿受害。台湾多位医师、药师和学者受访时仍反问“台湾有吗”，连研究药史的周成功也因找不到台湾资料而未在演讲中提及台湾案例。
• 这场灾难推动美国在1962年通过《药物修正案》，要求药厂在上市前证明安全性与有效性，并影响后来的孕妇及胎儿毒性测试；各国随后强化动物试验、人体试验与上市审查。法令可以重写，受害者的人生却无法重来。

2. 1975年的鉴定，才让38名台湾“沙儿”得到名字

• 1975年，最早揭示沙利度胺致畸风险的西德儿科医生李兹来台，与台湾首位报告病例的仁爱医院妇产科医生杨子思共同鉴定。4月3日，14岁的王挺杰脱去上衣，由李兹摸骨、量臂，终于听见现场有人用台语喊“这个是正港的”；母亲此前一直以为自己怀孕时钉鸡笼触怒神明，才让孩子的手坏掉。鉴定把被归于鬼神和个人命运的缺陷，重新命名为可追责的药害。
• 两天内共有261名儿童到仁爱医院接受检查，其中28人当场获认定；李兹离台后，医师公会继续把资料寄往西德，最终确认38名受害者，年龄介于11～16岁。这个数字并非天然完整：王挺杰后来质疑，是否每个家庭都得知并参加了鉴定，台湾真的只有38人受害吗？
• 社会长期把身体残疾误认为智力也有问题，王挺杰从小遭受歧视嘲笑；赴美40年、成为大学荣誉教授后，他反而很少感到异样。4年前返台，他在换驾照、申请医疗保险时再次因肢体差异受阻，由此想到：自己已有相对充足的资源仍被制度刁难，其他台湾幸存者又如何生活？

3. 半世纪后重逢的三个人，让“药害一生”有了具体面孔

• 王挺杰发现还有学者误称台湾从未引进沙利度胺，便成立Facebook专页和“台湾沙利度胺幸存者”网站，公开喊出“我们还在”。他唯一的线索，是记载38名受害者基本资料的《中华民国“沙利度胺”障害儿童补偿事件记录》；《报导者》依旧址寻找时，不少房屋已消失或人去楼空。
• 记者从Facebook找到工程师林烝助。林的左前臂短小、手腕内弯，虽有十根手指，却没有拇指；右手像有两根食指，左手“拇指”则成了食指的分枝。王挺杰从台北开车到云林北港与他比较手臂和关节，两人上次可能的交会还是1975年的鉴定现场，如今最有共鸣的话题已变成因长期代偿而来的关节疼痛。
• 第三位被找到的沈宗德保存着泛黄破损的《管理分配大日本制药株式会社补偿金征信录》，其中记着38人的每笔补偿。他的伤害不在四肢，而是缺少耳廓与耳道、听力受损；比他早出生10分钟的双胞胎哥哥却完全正常。三人相聚时，林烝助对王挺杰说：“谢谢你，至少我知道我不是一个人。”重逢证明药害没有随补偿结案，而是在衰老、医疗与孤立中持续加重。

4. 第一重国家失职，是迟延禁药且没有真正回收

• 台湾内政部在1958年批准进口沙利度胺，5家代销商分别从日本与西德进药，大日本制药以“易速眠”和“保乐胃M锭”等商品名销售，药局即可购得。作为热销背景，1957至1961年间仅西德便约有500万人服用，按每人每日剂量折算约售出3亿份，一度被称为“本世纪最伟大的安眠药”。
• 外部警报早已明确：李兹在1961年11月提出致畸警告，格兰泰同月底下架；大日本制药1962年5月停止出货，世界卫生组织同月启动药物安全国际行动。当时中华民国仍是世界卫生组织会员国，并未被隔绝于国际卫生体系，却直到1962年9月6日才禁止相关药品进口，比德国晚了10个月。台北市卫生局称8月已向省卫生处请示，却一直未获批示；即使内政部卫生司宣布禁售，记者仍发现市面药房继续销售。
• 更严重的是，公文没有让药物从药房和家庭消失。38名已知受害者中，近三分之一在政府下令回收后仍受害，即出生于1963年7月以后；沈宗德出生于1965年，最年幼的王鼎文甚至在禁售10年后出生。官方直到杨子思于1962年11月25日报告台湾首例后，才积极回收销毁，估计回收药品价值超过当年新台币10万元。
• 1974年的立法院文件指出，沙利度胺在台销售长达4年6个月，是全球销售时间最长的地区之一。黄文鸿解释，当时没有完整回收制度：1970年《药物药商管理法》没有回收条文，1971年卫生署成立后才出现制度概念，直至1993年修法为《药事法》，第80条才明定限期收回市售品。资讯与制度落后解释了执行困难，却不能抹去迟延造成的新增伤害。

5. 第二重失职，是药害近13年后才鉴定补偿，政府还少付三分之一

• 1962年政府已经知道台湾有药害，却没有立即替受害者求偿或安排照顾。转折来自偶然：1974年，兼任立法委员的台湾医师公会理事长吴基福在东京看到日本63名受害者历经11年诉讼、终于与大日本制药和解的新闻，返台后立刻质询并要求调查，才促成隔年李兹与杨子思鉴定、向日方药厂求偿。若没有这次质询，不少家庭甚至不会知道伤害来源和求偿权。
• 鉴定委员会按缺陷程度与机能损失计分，再分为10级：80点以上为一级、70～79点为二级，依次递减。王挺杰46点，在38人中严重程度约列第13；最严重的李锦缎出生于1962年8月，96点，双手海豹肢且双耳失聪。杨子思称评分参照德国联邦政府表格，并尽量以孩子利益为先，例如视力处于正常临界但无法矫正时会提高一级。
• 日台双方于1975年12月18日达成协议，1976年1月24日签字。药厂坚持公开文宣只能称“补偿”、不能称“赔偿”；最重者一次性获900万日元，当时约新台币117万元，按台北市消费物价与购买力折算约等于今日440万元。林烝助差点因旁人说“不是吃药造成的”而没去鉴定，是父亲坚持带他北上；后来亲戚喊他成了百万富翁，他才确认左手缺陷来自沙利度胺，但钱还分为给父母的“安慰金”和给孩子的“补偿金”。
• 金额无法覆盖一生的身体、心理、教育、就业与婚恋损失，更无法挽回生命。李宪一因药害引发先天性心脏病，在鉴定后一年半去世，年仅18岁。负责交涉的律师李圣隆后来也写道，受害极深，非金钱所能弥补。
• 日本的23亿日元赔偿由药厂承担三分之二、政府承担三分之一，厚生劳动大臣承认政府批准药品、延迟停产停售存在判断失误，明确称“这是国家的责任”。大日本制药也依此前例主张，台湾政府既曾验许销售便“不无过失”，药厂只能负全案三分之二。结果台湾每位受害者只领到三分之二，且因国民收入基准差异，仅约日本获偿金额的1～2成；台湾政府始终没有拿出其余三分之一。威权环境下，团体与药厂协议后再无公开追责声音。

6. 第三重失职，是补偿结束后停止追踪，让幸存者独自老去

• 补偿发完后，吴基福成立的“财团法人中华民国沙利度胺儿童福利会”于1980年解散，官方仿佛为事件画上句点。1981年的追踪报道已记录两名受害者分别死于车祸和心脏病；福利会解散46年来，政府没有统计还有多少人、生活状况如何、需要哪些医疗与福利。《报导者》在38名已知受害者中也只联系到3人。
• 其他国家则持续补课。英国2010年道歉并提供健康补助；瑞典、丹麦、挪威等北欧国家让幸存者领取逐年调整的年金，2010年时每月约250欧元，另有免费辅具、私人助理和车辆改装。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2023年承认这是该国医学史最黑暗的一页，若及早应对可避免20%的受害者，并设立纪念园区；西班牙法院判令社会局向一名受害者支付80万欧元，逾百件类似案件将参照处理。
• 爱尔兰总理西蒙·哈里斯在2024年向等待62年的受害者公开致歉，并重新拟定医疗、住房改造等支持方案；到2025年10月，幸存者仍因解决程序僵局而与正副总理会面。国际经验不是一张简单的“已经解决”清单，而显示道歉、赔偿与长期照顾仍需持续协商。
• 迟来的行动与年龄有关：多数幸存者已逾60岁，除原始缺陷，还面对关节退化、代偿造成的脊椎变形、慢性疼痛与内脏病变；早年教育和就业障碍又可能转化为晚年经济困境。若继续等待，他们可能在获得正式道歉与修复前离世。黄文鸿因此认为，人数已经不多，政府以专案照顾并不过分；以台湾今日财力，继续少做已难以合理化。

7. 回应不应止于给钱，而要把失散者重新纳入制度

• 周成功建议医学界建立统一回报窗口：临床医生一旦遇到沙利度胺受害者便系统通报，才能重新找到散落各地的人、集中资源照顾；同时应学习国外针对这类患者的特殊医疗经验，并由专责单位评估其他支持需求。这个方案直接回应台湾连“人在哪里、还剩多少人”都不知道的基础缺口。
• 身心障碍联盟秘书长洪心平承认，半世纪前药物监管尚未建立，新药和疫苗也确有不可预期风险；但时间让社会有机会滤去利润、颜面等噪音，重新判断当时哪里出错、原本还能做什么。国家道歉不只是情感安慰，也应借由承认错误检讨制度，让体制内的人记住不可重犯。
• 王挺杰把伤害分成两次：在母体内因药受害是第一次，出生后又被剥夺权利是第二次。当年父母缺乏人权、法律与公平正义意识，戒严又使集会和争取权利可能惹祸，世界性的药害因而被草草处理。他如今从德国等国学到的关键语言是：受害者不是等待救济的人，而是依法享有权利的人。“这不是救济，而是权利”把问题从善意施舍重新定位为国家必须履行的义务。
• 时间却在收紧行动空间。王挺杰积极参加国际幸存者交流，在日本听到一名德国受害者的儿子称父亲为英雄，因为正是他们用一生代价换来后世更严谨的新药审查；可他在台湾目前只找到林烝助和沈宗德两位“战友”。历史承认、医疗照顾与权利修复若再延迟，见证人本身将陆续消失。

8. 沙利度胺没有消失：同一种机制既能致害，也能治病

• 沙利度胺1957年在西德以“安全、几乎无毒”的安眠药上市。二战后镇静安眠药需求大增，旧成分容易致死，而沙利度胺在小鼠试验中显得安全，又能缓解孕吐，药厂遂大力宣传；到1961年，它已在40多个国家以37种商品名销售。
• 警讯随后出现：服药者发生多发性神经炎，药厂却否认；多个国家肢体畸形新生儿突然增加。德国医生李兹与澳洲医生威廉·麦克布莱德在1961年分别追查到，这些婴儿的母亲多在孕期服过沙利度胺。格兰泰直到1961年11月27日才撤药，此时全球至少约1万名婴儿出生时已有四肢、耳眼或内脏缺陷，不少人很快死亡，幸存者则终身承受后果。
• 灾难暴露了当时新药上市前无需严谨胚胎与生殖毒性试验的制度漏洞，促成分期临床试验、药品审查和上市后监测的现代体系。可是数十年后，科学家又发现沙利度胺具有免疫调节与抑制血管新生作用：美国1998年批准它在严格管制下治疗麻风病并发症，2006年批准用于多发性骨髓瘤，台湾隔年也批准后一个用途。
• 台湾目前有4张含沙利度胺成分的药品许可证，适应症包括麻风性结节性红斑和新诊断多发性骨髓瘤，全部是处方药，民众不能自行购买；说明书以加框警语强调其可能造成严重胎儿缺陷，孕妇不得使用。同一种药既能分解癌细胞生长所需蛋白，也可能破坏胚胎发育所需蛋白。药物可以在更严密的知识与制度下被重新使用，但当年受害者的伤害不会因此消失。

思想框架

文章先用王挺杰的身体与医生的惊讶，揭开台湾社会把真实药害遗忘成教科书故事的矛盾；再回到1975年鉴定和三名幸存者半世纪后重逢，让38这个官方数字恢复为具体人生。调查随后依次建立三重国家失职：国际警报出现后仍迟延禁药且回收失败，近13年后才启动鉴定补偿并拒付应负的三分之一，以及福利组织解散后长期不追踪、不照顾。英国、北欧、爱尔兰、澳洲、西班牙和日本的不同做法进一步说明，补偿不是一次性结案，老化与二次伤害会不断产生新需求。文章最终把“救济”改写为“权利”，提出寻找失散者、建立医学回报窗口和专案长期支持的现实路径；结尾则借沙利度胺今天仍被严格用于治病的悖论提醒读者，科学能够重估药物，制度也必须重新面对被它遗留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