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新的创作贫困：AI 如何把写作磨得平滑而贫乏

1. 阅读之所以能救人，是因为文字让我们看见另一个真实心智

• 疫情最阴暗的一段时间里，作者独自住在一套因长期关系结束而空下来的公寓中。租约到期后，她一次次续租，让家具保持原样，连灯的角度都没有动。此时她读到琼·狄迪恩在《奇想之年》中处理丈夫死亡的片段：狄迪恩已经送走西装、衬衫和夹克，却在鞋子前停住，因为“如果他回来，他会需要鞋”。这个具体而失序的念头，让作者突然看见自己停滞的生活，也感到一种被理解的宽慰。
• 狄迪恩提供的不是整理完毕的道理，而是一个心智处理自身混乱的现场。作者喜欢看她把脑中无形的风暴倾倒出来，就像发现邻居家也一团糟，由此确信没有谁的生活真的井井有条。乔治·奥威尔所谓“人类可辨认的经验”，正是这种能让陌生人认出自己的东西。
• 心理学家 Bruce Hood 把人类称作“自我驯化的物种”：约一千代以来，人类在伴侣和盟友中偏爱合作与社交能力，并借文化与共同生活的实践改造了大脑，使我们会读取、追踪、模仿并渴望其他心智。被另一个人的内在生活吸引，并非现代阅读习惯，而是写进人类生存机制的古老能力。社交媒体只是把这种兴趣放大到进化从未预备过的规模。

2. AI 仿写刺痛读者，因为它把相遇变成了没有人的面具

• 一旦读者发现眼前“可辨认的人类经验”其实由大语言模型生成，靠近另一颗心的期待便会突然落空。作者用一个阴森的画面描述这种错位：你向一张脸靠近，最后却只摸到面具，背后没有人。AI 垃圾内容之所以像一种背叛，是因为它伪造了读者原本愿意交付注意力和共情的对象。
• 这种背叛感催生了对检测工具 Pangram 的依赖，也让写作者对 “tapestry”“crystallize”“delve”以及“不是 X，而是 Y”之类低成本、过拟合的句式产生生理性排斥。英国作家 Sam Kriss 把这种警觉写到近乎暴烈：读任何东西都怀疑对面是不是披着人皮的机器人，恨不得剖开句子的皮肤寻找电线。夸张语气恰好揭示了问题的强度——读者不再能自然相信文字背后有人。
• 这种信任危机已经改变写作平台的治理。作者在一场会议上听到 Substack 首席执行官 Chris Best 与 LessWrong 负责人 Oliver Habryka 讨论：两家平台早期都建立在“读者可以相信眼前文字真实、有人性，而且不同于机构文书”的前提上，如今该前提已不存在。LessWrong 要求作者披露 AI 使用；Substack 则上线类似 Pangram 的检测功能，以减少用 Claude 冒充人工写作的“Claudefishing”，避免读者把注意力投给另一端没有人类思考的内容。LinkedIn 对 AI 垃圾内容的放任成为笑柄，也映照出整个行业对无灵魂文本日益强烈的反弹。
• 作者对这种不适并不站在纯粹的道德高地上。她会偏执地删掉自己的破折号，甚至误判朋友亲写的句子出自 AI；但英语是她的第二语言，她也高度依赖 Claude 检查语法、磨平句子的磕绊和非母语痕迹。她曾把英文写作比作给自己安装机械翅膀：翅膀把她带到母语无法抵达的地域与读者面前，虽显人工，却扩大了自由；AI 让翅膀更轻，也让文字更不像她本人。因此，她既愤怒于 AI 写作，又不得不追问自己有多少资格愤怒。
• Noema 的披露让这种矛盾落实到文章自身：初次投稿的草稿确实用 Claude 改善了语法和句法，此后经过多轮人工编辑；编辑部还用多种检测和审查程序核验作者身份与思想原创性，并进行细致的人工事实核查。这里被允许的不是机器替代心智，而是经披露、有边界的语言辅助，作品的观念来源仍须指向一个可验证的人。

3. 简中互联网展示了奖惩环境如何把语言驯化成“可接受的续写”

• 17 岁离开中国后，作者长期感到自己被困在母语中；更准确地说，是被困在中国封闭互联网孕育的一种语言里。它与中文原有的深度和哲学丰富性渐渐断裂，在不断缩小的讨论空间中被驯化、压平，又被算法偏爱的短促表达侵占。“简中互联网”这个带着自嘲和同情的说法，指向思想残缺、议题单一、为躲避审查而发明却趋于空洞的暗语，以及先进基础设施与高强度监控并存的环境。
• 作者把这种语言环境类比为大模型训练中的长期奖惩：再有创造力、再叛逆的心智，也会在持续反馈下过拟合，只能为公共“安全”生产可接受的后续。约束有时确实会逼出巧妙表达，例如 2022 年“白纸运动”以空白纸张反对清零政策，因为国家和算法都无法审查“空无”。但作者明确限定：压迫偶尔激发机智，不等于压迫有功，更不能证明威权控制不会扼杀创造与自我表达。更多“不安全”的人早已离开简中互联网，或停止发言。

4. 模型坍缩把安全选择收敛成灯塔、钟表匠和 Elias Thorne

• 简中互联网的创作贫困让作者想到大模型无法成为原创作家的原因。近期许多用大模型写故事的人发现，灯塔、钟表匠和图书管理员出现得异乎寻常，主人公还反复名叫 Elias Thorne；这个名字随后遍布亚马逊自出版书、假新闻网站和 YouTube 视频。它是“模型坍缩”的典型症状：输出不断重复，多样性持续降低。
• 一种尚未证实的解释是，对齐训练会在后训练阶段把模型推向最“安全”的选择，使其避开不当内容、版权侵权等低奖励雷区，并在系统参数内最大化奖励。终点便是世界边缘灯塔里孤独生活的 Elias Thorne。作者把它类比为让 18 岁中国学生在考试中讲故事：鲁迅、海伦·凯勒、居里夫人、钱学森和杜甫排成一列，成为道德正确、容易识别、稳定获取高考分数的标准化素材包。
• 人类创作者的能力恰恰包括反抗这种可评分性。作家 Celine Nguyen 说，艺术品的核心义务是打动她，而不是让自身变得容易理解。由此，问题从“模型能否写得顺”转向：一个只想最大化分数的奖惩制度，会让哪些伟大作品根本没有机会诞生？作者在童年偶遇的 19 世纪法国诗人波德莱尔，提供了她的答案。

5. 童年误读《恶之花》，让“不安全”的艺术穿过了时代的筛选

• 八九岁时，作者在山西太原家中父亲书柜的第二层找到一本纸页发脆、郭宏安翻译的《恶之花》。封面让她误以为那是希腊英雄和欧洲冒险故事；父亲大概也没细读过波德莱尔，只把他与莎士比亚、狄更斯、雨果并列成值得敬仰的“西方大师”，还建议女儿下周写作文时引用几句。于是，在尚不理解“大师”含义之前，她先闯进了关于死亡、地狱、性、腐朽、吸血鬼和路边女尸化作白骨的哥特式想象。那次阅读既美丽又恐怖，与儿童读物、课本和她接触过的任何“西方经典”都不同；她知道自己读到了从裂缝中漏进来的禁忌之物，既震惊又羞耻。
• 这本书抵达她手中，本身就是一条政治与文学的流转史。父亲是中国北方追逐潮流、向往美国与自由主义的杂志编辑，二十出头时在中国较开放、多元的阶段买下它。文革时期，安全可读的书只剩《毛主席语录》，文学界沿袭苏联教条，把波德莱尔归入晚期腐朽资本主义的颓废，把阅读他视作堕落的“毒药”。但他的诗仍由北京、上海乃至重庆山区的地下读者秘密传抄。诗人北岛回忆，人们像大海捞针般搜集零散诗篇，再工整抄进笔记本；对北京地下文学圈而言，这种地下出版物是一种精神向导。
• 成年后作者才理解波德莱尔的形式与越界如何咬合：他把道德上的冒犯灌进亚历山大诗体、四行诗和十四行诗等最严格的法国传统形式中，整齐格律里出现的却不是形式让人预期的主题，震惊本身就是作品的目的。《恶之花》1857 年夏天一出版，波德莱尔就被法国当局以亵渎宗教和“冒犯公共道德”起诉，最终因有伤风化被定罪，六首诗遭删除；一个世纪后，他又被毛主义正统作为资产阶级腐朽的象征再次定罪。到了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较宽松的中国，他重新进入像作者父亲一样饥渴的自由派青年书架，而父亲竟把家里最具颠覆性的 19 世纪作品误认成安稳的西方经典。
• AI 最终把作者重新带回波德莱尔。面对机器借统计中心性与人类反馈分数生成的平衡、光滑、礼貌文字，她开始怀念书柜第二层那片多年未散的微弱罪恶感。波德莱尔在精神上代表的，正是大模型训练竭力排除的边缘样本。

6. 伟大艺术没有礼貌，也不会服从“好人”的创作宪法

• 曾在 Microsoft AI 参与大模型训练的 Jerry Zhou 告诉作者，可以把模型想成一个同时回答全世界数百万人问题的人：问题越相似，答案越趋同。除非在模型权重或训练目标层面介入，否则不该期待这个人带来惊喜，更不用说震撼。
• Claude 约 80 页的“宪法”要求模型真正地善良、明智、有德行，做到圆融、有用、优雅、诚实，并“以一个好人会采用的方式帮助他人”。作者由此怀疑：当代那些波德莱尔式作家和艺术家，会愿意创作“好人会创作的东西”吗？这种要求甚至可能直接侮辱或窒息他们的技艺。
• 历史学家 Simon Schama 在《艺术的力量》开篇写道，“伟大的艺术举止恶劣”；艺术像一个无情、狡猾的暴徒，会锁住你的脖子、打乱你的镇定，迅速重排你对现实的理解。作者并非要求每个创作者都像波德莱尔一样挑衅，而是从童年经历中形成一个判断：伟大可能出现在边缘，被判定为不安全，并逃过一切经验测量。“西方大师”不必都是中国课程偏爱的、关怀无产阶级与弱者的狄更斯或雨果，也可以是一个先后被法国法庭和毛主义定罪的人。
• 作者把《恶之花》放回书架后，仍回到书桌完成符合中国教育规范、让老师一目了然的作文。此后她写过无数篇同类文章，却没有一篇被她或老师记住；直到今天，她还在摆脱学校与简中互联网训练出的肌肉记忆。这个对照让“创作贫困”变得具体：合规文本可以稳定通过，却不留下任何经验。

7. 波德莱尔的身后命运暴露了评价体系看不见的现实

• 后世把波德莱尔视为法国古典主义最后一位诗人、现代主义第一位诗人，《恶之花》还使他成为法国象征主义之父。1949 年 5 月 31 日，距最初判决近百年后，对他的裁决才被正式撤销，六首禁诗重归法国出版物。评价的翻转表明，作品的价值可能在当时尺度之外长期不可见。
• 20 世纪批评家 Walter Benjamin 把波德莱尔称为现代诗人的先驱：他与工业化巴黎正在兴起的城市商品资本主义展开生死搏斗，而当时还没有人知道如何描述这种新现实。波德莱尔用“震惊而原始的直接感受”写妓女、泥泞、煤气灯、拥挤人群和永恒疏离，像一个捡破烂者收集城市废料，再把它们变成诗；后来，这个无人认为社会“需要”的人物，反而成为现代性腐朽的代表形象。
• 研究者 Zhengdong Wang 在讨论 AI 评估时指出：“在看见之前，我们甚至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什么；而一旦看见，想要的东西也可能改变。”世界很久以后才知道自己需要波德莱尔。法国国家用旧坐标起诉他并罚走 50 法郎，正说明一套尺度既无法允许、也无法理解尚不可见却完全真实的经验。
• 这也是作者父亲那代文革中长大的人后来寻找的感受。波德莱尔越过社会衡量“好”与“坏”的一切标准，并为此受罚；把他当作秘密精神偶像的北岛，则与同伴在更开放的 20 世纪 80 年代开创朦胧诗，深刻影响作者父亲。朦胧诗反对文革几乎全部评价基准——积极情绪、教育价值、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政治抒情，以及作者充当“人民”或“时代”代表——转而容纳不可知与不可预见之物。

8. “好品味”一旦成为可复制的护城河，也会制造新的平庸中段

• 作者把今天的硅谷比作当年惩罚波德莱尔的法国国家：同样陶醉于丰饶和自身的工业革命，并许诺 AI 将带来繁荣、智能爆炸乃至很快治愈癌症。研究递归自我改进的人让她相信，AI 会在所有能被写成文字的基准上表现卓越；尴尬的事实却是，它至今仍大量生产被压平的散文和糟糕写作。AI 没有“革命化”内容，反而让写作、设计及其他人类表达越来越同质，并反过来塑造人的思考。
• 过去几年，硅谷把“品味”推举为解药：好品味被说成一种能从无限 AI 内容之海中辨认不可言说品质的眼力，是领导者的竞争优势，也是新的商业护城河。Celine Nguyen 指出，“品味”已经成为包办一切的词；《纽约客》作者 Kyle Chayka 则认为，它正变成硅谷最新的陈词滥调，如同 2010 年代的“颠覆”。一个原本用来纠正机器输出的概念，已经固化成广泛复述、天然有利可图的杠杆。
• “好品味”也传入同样被 AI 渗透的中国科技圈，人们在简中互联网交换如何做出“有品味”产品的心得。作者的内部地震仪却发出警报：其中一些好品味很快会成为新的平庸中段、新的可预测性、新版“不是 X，而是 Y”。波德莱尔对此不会感兴趣；他有意激起厌恶，认为怪诞与悲剧的混合，像不协和音之于厌倦的耳朵一样令人愉悦。他甚至为“坏品味”自豪，称其快感在于“冒犯他人的贵族式乐趣”。文章最终留下的挑战是：如果连反同质化的“品味”都被标准化，我们仍需为无法预先命名、无法安全评分的创作保留位置。

思想框架

文章先借狄迪恩写哀伤的细节说明，阅读之所以能安顿人，是因为读者相信自己正在接触另一颗真实而混乱的心；随后由进化心理学解释这种需求，并把 AI 垃圾内容造成的反感界定为信任遭到伪造。作者没有停在简单拒绝 AI，而是以自己依赖 Claude 修改第二语言写作为限定，再把问题推进到更深的奖惩机制：简中互联网、应试作文与模型对齐都会奖励安全、清晰、可接受的续写，并将表达压缩成重复模板。波德莱尔的童年记忆、两度被不同制度定罪的历史、Benjamin 对现代性的阐释，以及北岛与朦胧诗的继承，共同构成反证——真正改变感知的作品往往先以边缘、冒犯和不可测量的形态出现。最后，文章把同一警惕转向硅谷推崇的“好品味”：当解药也成为口号、指标和护城河，它就可能复制自己声称要抵抗的平庸；创作的关键空间，恰恰存在于现有坐标尚无法准许或理解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