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乐园》导演蔡银娟：真正的爱，是爱到让自己受伤

1. 从社工经验到电影现场：她知道制度不是抽象议题

蔡银娟大学读社工，也做过基层社工员，后来转向绘本和导演。她的职业路径让她不是从外部“采风”安置机构，而是带着对社工劳动、低薪、挫折和长期陪伴的理解进入现场。《失乐园》的底色不是控诉某个坏机构，而是追问一个破碎体制怎样对待已经受伤的孩子。

为了写剧本，她进入田野，与社工同住，访谈生辅员和相关人员。电影从安置机构霸凌案切入，却不满足于复制“台湾版熔炉”的黑暗揭露。

2. 电影要挑战社会对“救助”的浅层想象

文章开头提出一个尖锐问题：当社会捐来过剩的白米，谁来接住那些带着创伤、随时可能坠落的少年少女？蔡银娟真正质疑的是，社会常把救助理解成物资和善意，却忽略照护需要专业、人力、信任和漫长时间。

她不想让观众舒服地流泪，而是让观众看见制度现场的痛感。孩子可能是受害者，也可能在创伤中伤害别人；照护者想保护孩子，也可能被人力不足和制度压力拖垮。

3. 拍摄伦理：沉重题材不能再次伤害孩子

面对性霸凌戏码，蔡银娟聘请心理师和亲密指导，确保小演员和家长理解并感到安全，且在上映前后持续提供咨询支持。这说明创作者处理创伤题材时，真实不等于把伤口直接展示给镜头，真实还包括拍摄过程中的保护。

她的严谨也体现在对角色的训练和陪伴上。离院少年角色取材于《废墟少年》中的原型人物，演员训练涉及具体劳动和生活细节，不只是表演情绪。

4. “不完美”的孩子需要被信任，而不是被简化

访谈中一个重要段落是“在谎言与信任之间，如何看待孩子不完美的真实面貌”。安置机构里的孩子可能撒谎、反抗、伤害别人，也可能同时极度渴望被接住。如果社会只接受纯洁受害者，就无法面对真实孩子，也无法建立真正有效的照护关系。

蔡银娟关心的是，机构如何在孩子犯错、霸凌发生、人力不足时仍保持专业判断。封闭、权控和禁闭式管理可能让问题更深；完全放任也不能保护孩子。

5. 离院之后：真正困难从“被安置”延伸到自立

离院少年必须养活自己，但学历、经验和支持网络不足。电影关注离院后的生活，是因为孩子离开机构并不等于创伤结束。儿童保护体系如果只管到离院那一刻，就会把最艰难的成人起步阶段丢给孩子自己。

蔡银娟想让观众看见，好的育幼院和长期工作的社工、生辅员有多重要。有人说一定要做满7、8年，因为当孩子离开后回来探望，至少还能看见熟悉的脸，才会有家的感觉。

6. “好好活着”就是最棒的礼物

访谈最后，蔡银娟把落点放在“好好活着”。这不是廉价鸡汤，而是对照护工作的重新评价：如果一个孩子离开机构后能有工作、能活下去、能回来看看熟悉的人，那已经是制度、机构和照护者共同撑出的价值。真正的爱不是让自己保持无伤，而是愿意靠近伤口，并承担长期陪伴的代价。

结论

这篇访谈让《失乐园》超出电影宣传，成为一次对安置体系的公共讨论。它要求读者不要把孩子、机构、社工或创作者简化成单一角色，而要看见创伤照护里的复杂性。信任、人力、专业、伦理和长期支持缺一不可。

思想框架

文章先交代《废墟少年》到《失乐园》的改编背景，再通过蔡银娟的个人经历说明她为何能进入安置现场。中段围绕拍摄伦理、机构霸凌、孩子的不完美和离院困境展开，最后把落点放在长期照护者的价值和“好好活着”的朴素目标。它的叙事逻辑，是从电影制作回到公共照护，再从公共照护回到具体人的生命。

建议阅读原文：这篇是中文访谈，精准输入只帮助你快速抓住重点，原文的人物语气、问答层次和现场细节仍值得回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