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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专家：合法与非法武力背后的职业逻辑》

作者指出「暴力專家」──士兵、警察、幫派成員等──都是以暴力為職業的勞動者，技術、招募和動機常相通。許多年輕人自願從事這種危險工作，為了薪水、地位或生計，而不是單純的生性殘暴。把施暴者視為工人有助於消解警察與罪犯之間的虛構鴻溝，並促使社會重新思考合法與非法暴力的正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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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这篇 Aeon 长文把士兵、警察、帮派成员、雇佣兵和杀手放进同一个分析框架：他们都是靠组织化暴力谋生的“暴力专家”。作者不是为非法暴力开脱，而是要求读者看见合法与非法暴力之间被遮蔽的职业连续性，以及年轻男性为什么会把高风险、伤害他人的暴力活动视为工作。

1. Los Zetas 说明合法训练可以流入非法暴力市场

1.1 一个贩毒集团改变了墨西哥毒品战争景观

2010 到 2011 年间，Los Zetas 绑架了数十名来自中美洲的移民。在塔毛利帕斯州 San Fernando，当局发现了乱葬坑。Open Society Justice Initiative 2016 年报告认为，Zetas 成员的杀戮、强迫失踪和酷刑有充分证据符合反人类罪法律定义。
这个团伙不只贩毒，还攻击多个城镇的无辜平民，用重武器对抗墨西哥政府，并制造大规模强迫失踪。它因此成为墨西哥毒品战争中极端暴力专业化的标志。

1.2 Zetas 的源头打破了“警察/军队 vs 犯罪者”的简单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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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暴力专家：合法与非法武力背后的职业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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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知识源头，推动认知迭代

多数人被教育成把 Zetas 这样的罪犯视为警察或军队的对立面，甚至把合法权威与非法贩毒集团的斗争理解为善恶对抗。但 Zetas 的特殊性在于，它由墨西哥陆军特别反叛乱部队的分裂成员创建。

1997 年，超过 30 名 GAFES（墨西哥特种空中机动小组）士兵叛逃，为海湾 cartel 头目工作。他们受政府训练，掌握心理恐怖、丛林战和重武器操作，后来用墨西哥军方无线电系统里的 Z 代码给组织命名。这条路径显示，士兵、警察、罪犯、游击队、恐怖分子甚至种族灭绝执行者之间，训练、战术和日常劳动常有大量共同点。

2. 暴力专家是一种工作：作者在少年犯访谈中听到的关键词是“上班”

2.1 Charles Tilly 的概念帮助重新命名组织化暴力

社会学家 Charles Tilly 称这些人为 violence specialists（暴力专家）：无论受雇于政府、游击组织、黑手党还是警察部门，他们都执行日常化和专业化的暴力活动，并以此谋生。作者强调，难点正在于承认组织化暴力是一种工作，而且警察和罪犯可能共享某些职业底层。
作者 2023 年在墨西哥州 Toluca 附近的 La Quinta del Bosque 少年拘留中心采访了 18 名因杀人被判刑、曾参与犯罪组织的年轻男性。这个中心曾是一座农舍，关押的是 14 到 17 岁犯罪的年轻人，疫情限制解除后作者前往访问。

2.2 年轻杀手把杀人和护货称为 chambear

在这 18 次访谈里，作者反复听见年轻人谈“工作”。他们用墨西哥西班牙语口语 chambear（工作）来谈帮派暴力和杀戮。杀人或保护非法毒品，对他们来说是日常劳动。
作者的发现是，进入这种高风险职业大多是自愿的，目标是钱和声望。这里的“自愿”不表示没有结构性压迫，而是说明他们并不总是被直接强迫；他们把暴力岗位看成一种可选择的谋生路径。

3. 反驳两种简单解释：罪犯不是天生邪恶，士兵也不天然高尚

3.1 人性暴力论和创伤偏差论都太容易

许多人把暴力解释为人性中固有的攻击性，认为有人必然落入暴力诱惑，因此需要政府严格控制。另一种常识认为，犯罪暴力来自创伤事件，创伤让人成为“偏差者”，释放最坏本能。
与之相对，常识又把警察和军队描述为出于保护他人的愿望而加入，其暴力是利他的牺牲。但这个看法无法解释国家暴力也会伤害无辜者：20 世纪 70 年代智利、阿根廷、乌拉圭、巴西、巴拉圭和玻利维亚的独裁政府中，士兵曾酷刑、强迫失踪或杀害公民；美国警察暴力也广为人知。

3.2 UNESCO 的塞维利亚声明提示暴力不是自然命运

1989 年，UNESCO 通过《塞维利亚暴力声明》，主张社会可以消除暴力，因为暴力是文化和意识形态产物，可以从人的思想和欲望中被擦除。换言之，暴力欲望并不是从真空中出生，而是由父母和社会塑造。
作者接受这一挑战，但进一步提出：如果要理解非法暴力，也必须看社会如何把某些暴力合法化为职业。不能简单说帮派成员和恐怖分子是偏差者，士兵和警察就是利他者。关键问题是，政府和帮派领导者常用类似技术招募年轻人去执行暴力。

4. 招募逻辑：工资、声望、目的和男子气概共同诱人

4.1 政府与帮派都向男孩承诺尊重、收入和更大事业

地下组织和政府机构都会告诉年轻男孩：同辈和家庭会尊重你，你会获得好薪水，你会为更大事业贡献力量。作者在一个有犯罪组织存在的墨西哥小镇听到学生说，武器很有吸引力，军人也很酷；他们把两类武装人员看成同一种职业，只是雇主不同。
有些男孩把 cartel 看作社区敌人，另一些则犹豫。当他们意识到在 cartel 当杀手可以赚高薪时，就开始考虑加入。反过来，一些因杀人被关押的年轻人也告诉作者，释放后想加入军队或警察。

4.2 暴力工作带来边缘体验，也强化特定男性气质

不论美国、意大利、巴西还是墨西哥，年轻帮派成员常共享一种愿望：从事看起来“很酷”的工作。持枪能在社区中带来声望，也能让别人恐惧。社会学把这种涉及显著风险但对参与者也有刺激体验的职业称为 edgework（边缘工作）。
暴力专家逐渐形成一种心理轮廓：去敏感化，追求肾上腺素驱动的风险。典型士兵形象中的大胆战士、准备以体能面对死亡，就是这种职业要求强化出的男子气概。

4.3 许多人进入暴力岗位，是因为家庭生计

作者没有把暴力动机写成单纯刺激。许多会成为士兵、警察、帮派成员或革命者的男孩，也需要养活自己和家人。一名 16 岁受访者定期把部分薪水寄回家，支付母亲医疗费用和孩子食物；另一名约 18 岁的年轻人说，靠这些工作可以帮父母盖一座他们凭原本职业永远买不起的房子。

5. 合法暴力专家也是劳动者，而且最早获得过某些国家福利

废除军队或警察的观点在社会中仍属边缘，因为人们害怕其他暴力成员带来的威胁。作者在墨西哥小社区听到学生讲述婚礼被持重武器帮派洗劫、父亲在去诊所路上遇到帮派与军队交火等经历；当地几乎没人支持废除武装力量或警察。
多数国家并不把警察和军人视为拥有普通劳动权利的标准工人。警察合法罢工只在瑞典、比利时、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等少数国家可行，军人合法罢工也极罕见；集体谈判权主要只在少数欧洲国家存在。
但军人养老金和退伍军人支持曾在现代福利制度发展中起基础作用，例如美国内战后，以及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英国和澳大利亚。这说明暴力专家不仅是劳动者，他们还曾最早赢得国家对劳动者的支持。

6. 暴力工作的全球劳动力市场：从儿童兵到私营军事公司

6.1 暴力是一种有技能、受雇佣、受层级管理的手工劳动

政府依赖警察、军队、海关等维护秩序或打乱“混乱”；帮派用暴力专家保护货物免受警察夺取；游击队历史上试图推翻政府。无论合法与否，这些劳动都维持着当前秩序，若不受约束就会导致混乱。
暴力专家领取工资、服从他人、在等级组织中工作，也必须学习一种身体技艺。国际劳工组织的职业分类把合法暴力岗位称为“保护服务工人”和“武装部队职业”，包括警察、士兵、水手、酒吧保镖和警卫。地下暴力专家不会出现在就业调查或人口普查里，但这不改变他们作为劳动者的事实。

6.2 许多儿童兵和杀手把暴力岗位描述成求职选择

社会科学研究发现，孟加拉国、塞拉利昂、利比里亚、秘鲁等地许多儿童兵自愿加入，因为他们在寻找工作。作者认为，这与墨西哥 cartel 杀手的访谈发现一致：对多数人来说，杀人是工作选择，而不只是被迫负担。
帮派成员、杀手、保安或私营军事公司成员有时像承包商一样谈自己的服务。儿童兵追求游击组织带来的声望，士兵则被免费教育、住房和退休计划吸引。和其他职业一样，这些岗位用声望、收入和目的感换取服务；而训练会显著提高杀人能力，Zetas 就说明军警技能可以转移到非法市场。

6.3 Blackwater、Wagner 和 155,000 名承包商显示私营合法暴力已成全球生意

曾经主要属于酒吧保镖或私人保镖的合法私人暴力，如今已成为全球业务。美国在伊拉克雇佣 Blackwater，俄罗斯在克里米亚、叙利亚、利比亚、中非共和国、马里和乌克兰战争中使用 Wagner Group，这些公司大多由前军人组成。
2008 年，美国国防部在伊拉克雇佣超过 155,000 名承包商，比实际部署军队还多。很多人加入是为了薪水；联邦合同结束后，又被地方警察部门雇佣。作者借此说明，当和平时期找不到新职业时，其他政府和战区会继续召唤这些暴力技能。

7. 国家垄断暴力的合法性很脆弱，cartel 正在赢得工资竞争

7.1 从精英武士到现代国家，暴力与权力长期重叠

历史上，组织化暴力常由统治精英垄断：古罗马禁卫军能选择皇帝，阿兹特克 Pipiltin 作为战士或祭司统治，日本武士在幕府下统一国家。暴力和权力由同一群人掌握。
19 世纪初拿破仑时期出现变化。统治者长期担心雇佣兵忠诚，马基雅维利也警告，只为工资而战的人不会为你赴死。法国帝国为了防止军队逃散，不只提供工资，还提供职业、目的和“保卫法国人民”的意义。后来形成现代国家代表公民合法垄断暴力的理念。

7.2 合法性失效时，付不起战士工资的国家会垮

这种合法性始终脆弱。俄罗斯、法国、中国革命都部分源于政府无法支付军队。墨西哥独裁者 Porfirio Díaz 自己是退役将军，却严重忽视军队，最终被 Pancho Villa 等革命者推翻；其中许多人曾是土匪，却比他更能招募战士。
今天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毒品 cartel 正在赢得同样的招募竞争，因为它们提供的工资远高于国家军队和警察。一名被关押杀手告诉作者，每完成一次“工作”即杀人可赚 10,000 比索，约 600 美元，差不多是墨西哥警察一个月工资，也远高于他原来小镇的工人收入；除非去美国打工汇款，否则在本地很难赚到同等收入。

7.3 1990 至 2021 年间，拉美和加勒比已有超过 300 万人被杀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数据显示，1990 到 2021 年，拉丁美洲和加勒比超过 300 万人被杀，其中多数是年轻男性。即使只有一部分是杀手，这个地区也已经失去了一代本可过上不同生活的人。
作者把这个宏观数字与自身经历相连：他在墨西哥南部农村小镇生活时的旧同学中，有些后来失踪，几周或几个月后被发现死亡。与作者因父母中产财富得以去墨西哥城读书不同，这些年轻男性多从事不需要大学学历的体力劳动，几乎注定留在不稳定生活里。

8. 最后的伦理追问：能不能减少社会对“暴力雇佣兵”的需求

作者承认，并非每个工人阶级男性都想进入这种生活。被派往乌克兰的俄罗斯征兵者、越战时期逃避征兵的美国人、被 cartel 招募的墨西哥年轻人，许多人都在以巨大代价抵抗。
因此，暴力是一个劳动力市场，像其他市场一样，多数人其实宁愿在别处。问题是，我们的社会在战争、犯罪和大规模暴力中失去数百万男性之后，能否想象一种不需要这些雇佣兵的社会，能否遏制由恐惧驱动的需求。
作者最后提出伦理清算：暴力专家是我们的共同体成员，无论他们是帮派成员还是警察、革命者还是士兵。把他们视为工人会侵蚀合法/非法暴力之间虚构的鸿沟，也逼我们面对一个事实：人类可以和平合作，也会在必要性、工资、恐惧和制度安排中变得暴力。当下生活方式仍以这种工作为特征；真正的问题是，我们能否学会不再依赖 condottiere（雇佣兵式暴力工人）。

思想框架

文章先用 Los Zetas 的军队出身打破“合法权威对抗非法罪犯”的二分，再引入 Charles Tilly 的“暴力专家”概念，把士兵、警察、杀手、游击队和私营军事承包商放进同一个职业框架。中段作者通过 La Quinta del Bosque 的 18 次访谈，说明年轻人常把杀戮称为工作，并被工资、声望、家庭责任和男子气概吸引。随后文章把这个框架扩展到国家福利、国际劳工分类、儿童兵、Blackwater、Wagner 和现代国家合法垄断暴力的历史，展示暴力如何成为全球劳动力市场。最后，作者用拉美 300 多万被杀者和个人同学经历，把分析落到伦理问题：社会能否减少对暴力工人的需求，而不是继续用合法/非法二分遮住同一条暴力职业链。

The violence specialists

Aeon · 13 m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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