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面新闻不是漏洞，而是被写进教材的规范

正文

很久以前，在图表、数据库以及后来的那些工具出现之前，我做过一阵科技新闻。谈不上什么了不起的经历——20 世纪 90 年代末，我在比利时给 Datatestlab 和 Datanews 做自由撰稿人，按篇拿稿费。我没上过新闻学院，也没听过一堂新闻理论课，只是凭感觉写科技报道。

所以，当人们带着疲惫和无奈问我，新闻为什么总是负面得没完没了时，我不会冒充受过正规训练的业内权威。我只能以一个曾在这个行业边缘站过一阵子的人来回答：很久以后，我才知道，当年那些凭直觉完成的工作，背后原来有一整套理论。

图示解读：这张教学大纲示意图列出“意外性、接近性、显著性、规模”等经典新闻价值，并用琥珀色突出“负面性”；下方写着编辑部俗语“有血腥，就上头条”。它把本文的核心问题并置出来：负面新闻既有学院化的评价标准，也有新闻现场的行业惯例。

我以前在这个网站谈过两个通常会被怀疑的对象。一个是大脑：我们天生更容易被坏事影响；损失造成的痛苦大于同等收益带来的快乐；一句恶毒评论留下的阴影，可能比一整周的赞美还久。另一个是机器：平台算法学会了向我们兜售愤怒，并把一次愤怒反应的权重设为一次点赞的五倍。

两种解释都是真的。但坦率地说，它们也太轻易地让新闻行业本身脱了身。在原始的大脑和 Facebook 算法之间，还有一层——新闻这门手艺本身。而这正是我想谈的。

没人告诉你的那张清单

多年后我才真正意识到：记者并不只是凭直觉判断什么算“新闻”。这背后有一套名为“新闻价值”的理论。1965 年，两位挪威研究者约翰·加尔通（Johan Galtung）和玛丽·霍姆博·鲁格（Mari Holmboe Ruge）分析了大量报纸，试图找出一件事情更可能被报道的因素，最后整理出大约十二项新闻价值。

就在那张清单上，“负面性”位于“意外性”和“与精英国家有关”之间。按照这套框架，坏消息天然比好消息更具新闻价值：悲剧、事故、丑闻和灾难的得分，都高于婚礼、康复或安静而乏味的成功。几十年后，托尼·哈卡普（Tony Harcup）和迪尔德丽·奥尼尔（Deirdre O’Neill）为现代新闻更新这张清单时，“坏消息”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下来。

这不是一条无人理会的学术脚注。这些框架就在教科书里，也在世界各地新闻专业的阅读书目上。学习成为记者时，人们确实会学到它们。

这里必须说得谨慎一些，因为这是作者最在意的地方：没有人直接教记者“要负面”。不会有讲师站在教室前说“把报道写得惨一点”。这不是阴谋。真正发生的事情更细微，也可能比阴谋更持久：负面性被正式化了。它被写成一项听起来中性的质量标准，用来衡量一个故事是否值得报道。一旦某种东西进入教学大纲，它就不再让人觉得是一种选择，而只像是“这份工作本来就该这样做”。

“有血腥，就上头条”

编辑部一直用更直白的语言表达同一条规则：“If it bleeds, it leads”——有血腥，就上头条。这个说法至少可以追溯到记者埃里克·普利（Eric Pooley）1989 年发表在《纽约》杂志上的文章。他当时抱怨，经过深思熟虑的报道总会被压到后面，因为耸动的故事必须放在新闻节目的开头。

这和加尔通、鲁格所说的“负面性”是同一个意思，只是剥掉了学术外衣。理论与行业俗语完全一致：坏消息排在最前面。

于是，年轻记者从两个方向同时吸收这条规则：从上方，它以理论的形式出现；从身边，它以编辑部文化的形式存在。难怪这条规则如此牢固。

我最喜欢的反转

接下来是作者觉得最耐人寻味的部分。名字与这张清单联系在一起的约翰·加尔通，晚年曾反复表示媒体误读了他的研究。他认为新闻业把他的描述变成规范，结果变得过分负面、耸动和对抗。他原本描述的是新闻中正在发生的现象，却眼看着这份研究被当成“新闻应该怎么做”的操作指令。

对作者而言，这几乎可以概括整件事：新闻的负面性不是命中注定的。原因不只是人的杏仁核，也不只是马克·扎克伯格。它是一项很久以前被写下、又被忠实重复了太多次的选择，以至于人们忘了它曾经可以选择。

既然一条规则可以被写进教学大纲，它也可以被删出去。这不是天真的乐观，而是一个直接的逻辑结论：负面性从来不是物理定律，而是一种惯例；惯例可以改变。

归根结底，这正是 Positron 这个网站存在的理由。它不是要假装坏事不存在，而是安静、固执地把清单上的另一项内容放到最前面。

（三级小标题沿用原文标题。）

思想框架

文章先承认大脑的负面偏向与平台算法确实会放大坏消息，随后把责任推进到新闻业内部：新闻价值理论把“负面性”写成评价标准，编辑部又用“有血腥，就上头条”把它变成日常文化。加尔通后来对自身研究被规范化的反思，完成了文章的反转——新闻的负面倾向不是自然法则，而是被制度化的选择；既然是选择，就有可能被改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