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标的必然弱点：量化如何扭曲生活价值》

导语

这篇文章从作者十多年自我量化的失败经验出发，借哲学家 C. Thi Nguyen 的《The Score》和 Theodore M. Porter 的《Trust in Numbers》，讨论指标为什么有用、为什么危险，以及为什么它们特别不适合承载细腻的人生目标。文章不是反科学或反数据，而是在区分：指标可以让某些公共问题更透明，却也会把意义、关系和人的价值压缩成可转移、可比较、因此也会扭曲的数字。

1. 作者从追求自我理解，滑向被指标重塑

1.1 自我量化一开始被包装成自我认识

• 作者最初收集个人数据，是想改善身体和情绪、更多走到户外、给混乱生活带来一点秩序。他不是典型的效率狂，也不追求所谓“生活最大化”；他真正想从健康、工作和社交数据里得到的是 self-knowledge（自我认识）。这正是他的第一个错误：以为关于自己的更多数字，等于关于自己的更深理解。
• 这种信念有更大的文化背景。启蒙运动以来，现代社会习惯把“知道更多”理解为“测量更多”。2007 年，Wired 编辑 Gary Wolf 和 Kevin Kelly 推动 quantified self（量化自我）运动，Kevin Kelly 借用“不能测量就不能改进”的说法，把个人工具和自我测量包装成通往改进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