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读的收益：为什么 AI 的最大好处常常难以提前衡量》

导语

Carlo Cordasco 这篇 Aeon 文章讨论一种技术评估中的结构性不对称：新技术的成本常常能被旧实践的词汇和指标清楚衡量，但它最深的收益往往依赖未来才会出现的实践、机构和概念，因此在决策当下不可读。作者用麻醉、约会软件、留声机、电力、文字和 AI 说明，真正重要的技术收益常常不是“把旧事做得更舒服”，而是打开当时无法描述的新可能空间。

1. 麻醉案例说明：可见成本不等于最终意义

1.1 1846 年前，外科手术受病人清醒忍痛能力限制

• 在麻醉出现前，外科医生能做什么，取决于清醒病人能忍受几分钟痛苦。Robert Liston 能在 30 秒内截肢，因为他必须这么快；手术主要局限在体表、截肢、脓肿引流和浅表肿瘤切除。
• 当时外科医生的声誉依赖动作经济性，因为每一秒都是病人的清醒痛苦。胸腔、腹腔和颅腔内部的长期操作几乎不可想象。

1.2 反对麻醉的人并不愚蠢，他们拥有当时最好的证据

• 乙醚和氯仿出现后，许多英美医学权威认为让病人失去意识是严重临床错误。John Pollard Harrison 在 1849 年写道，疼痛具有治疗性，生命活动由疼痛刺激维持；Charles Meigs 也把分娩疼痛看作有益、保守的生命力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