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富汗民主并非注定失败：美国没有兑现承诺

阿富汗共和国的崩溃，应当归因于民主不适合当地文化，还是具体的制度与政策选择？威廉·马利（William Maley）从共和国时期的实际成就与失败入手，追溯美国撤离的条件及其留下的后果。

正文

1938 年《慕尼黑协定》签署，允许纳粹德国吞并捷克斯洛伐克的部分领土。此后，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在英国下议院发表有力演说，谈及这个国家的命运：

沉默、悲伤、被遗弃、支离破碎，捷克斯洛伐克退入黑暗。

九一一袭击及随后美国入侵永久改变阿富汗，二十五年后的今天，同样的话也适用于这个国家。

遗憾的是，如今西方政策圈很少愿意深入反思阿富汗此后的经历。

人们反而太常遇到东方主义式的刻板印象：它们暗示，2001 年后的民主实验从一开始就注定失败，并把塔利班描绘成仿佛才是“阿富汗文化”的真实化身。

然而，亚洲基金会在其广受认可的《阿富汗民众调查》中报告，2021 年有 88% 的受访者对塔利班“完全没有同情”。

阿富汗 2001 年后的经历，值得比这更加仔细的研究，至少因为它能为未来提供有益教训。

哪些做对了，哪些做错了

在对美国主导、旨在推翻塔利班并为阿富汗带来民主的行动所作的种种事后检讨中，人们很容易忽视阿富汗共和国二十年间取得的成就。

正如我与阿富汗研究者、律师艾哈迈德·舒贾·贾迈勒（Ahmad Shuja Jamal）合著的书中所述，许多事情出了问题，但也有很多事情做对了。

一代阿富汗年轻人在全球化时代成长起来。到 2021 年，近 70% 的人口通过电视获取新闻与信息。平均人均收入提高，地区内最自由的媒体孕育了充满活力的公民社会。多项健康指标改善，女孩获得教育的机会也扩大了，在城市地区尤其显著。

这些成就有时被西方捐助者夸大，但它们确实存在，而且绝非微不足道。

然而，也有许多地方出了错。2001 年开始、受到美国深刻影响的制度设计，塑造了一个过度中央集权、结构复杂的国家。总统被赋予太多权力，形成“新家产制”体系，正式制度与庇护关系网络纠缠在一起。

官僚体系的复杂性与大量援助资金相结合，滋生了腐败。2009 年起，一些选举受到舞弊破坏，西方高级官员却没有正面应对，对此难辞其咎。

更严重的是，新建的阿富汗国民军被设计成与美军能够协同作战的军队。这使它严重依赖美国民间承包商，来维护所获配的复杂装备。一旦这些服务中断，它就会变得极其脆弱。

国际事态也给阿富汗带来严重影响。2003 年 3 月美国入侵伊拉克，恰逢阿富汗民主转型的关键时期，这极大挤占了美国对阿富汗行动的注意力与资源。

这为巴基斯坦重新开展恶意干预“开了绿灯”。巴基斯坦自 1994 年起就是塔利班最初的支持者，急于阻止亲印度的喀布尔政府巩固地位。这个问题远远超出了阿富汗共和国的处理能力。

历任美国总统都未能向伊斯兰堡施加有效外交压力，要求它停止干预，仿佛只是希望问题自行消失。2021 年，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A. 米利（Mark A. Milley）将军作证称，从未“有效处理巴基斯坦问题”，是美国犯下的一个关键错误。

华盛顿对塔利班运动的严重误判，又加剧了这一问题。它在一个构想失当、号称要为阿富汗人民提供“和平”的谈判进程中，把这个恐怖组织合法化为合作伙伴。

年复一年，对阿富汗明显多数的平民伤亡负有责任的是塔利班，而非阿富汗政府或其西方支持者。然而，在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总统任内，美国于 2018 年开始与塔利班进行“和平”谈判，却把阿富汗政府排除在外。

这件事本身就发出了危险信号。但更糟的还在后面：2020 年 2 月 29 日，美国特使扎尔梅·哈利勒扎德（Zalmay Khalilzad）在卡塔尔多哈与塔利班签署撤离协议。

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曾警告，“权力的声望就是权力”。美国似乎完全没有领会这一点。

今日阿富汗的悲剧

讽刺的是，大多数外国军队已在 2014 年底离开阿富汗。塔利班与美国谈判的目的，反而是要切断阿富汗军队与对其生存至关重要的民间承包商之间的联系。而美国谈判团队径直踏入了陷阱。

时任总统乔·拜登（Joe Biden）鲁莽地沿着前任铺设的道路前进，为 2021 年 8 月一连串悲剧铺平了道路：剩余美军混乱撤离、阿富汗共和国崩溃，以及塔利班回归。

拜登的支持率暴跌，此后始终未能恢复。这是他的“猪湾时刻”。

面向美国受众，塔利班试图把自己塑造成已经改革、具有“包容性”的组织；一些支持抛弃阿富汗的美国政策专家，至今仍在为它粉饰。一位历史学家甚至声称，“塔利班并未无情地压迫阿富汗人民”。没有什么比这更偏离事实。

今天，阿富汗人承受着前所未有的苦难。塔利班政权没有宪法，公开拒绝民主选择。它以极权暴政的方式运作，塔利班领导人海巴图拉·阿洪扎达（Hibatullah Akhundzada）依据一种类似“领袖原则”的逻辑——即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的 Führerprinzip——不断颁布更加严厉的压迫性法令。

这里没有法治，普通阿富汗人完全无法抵御权力的任意行使。最臭名昭著的是，塔利班实行性别隔离，使它再次陷入国际孤立，只有俄罗斯愿意给予其正式承认。

由于缺乏制度化的合法性基础，这个政权依赖强制控制来维持生存。它虽然残暴，却也脆弱，尤其是最近与巴基斯坦的关系已经破裂。

美国搞砸的阿富汗撤离行动，投下了长长的阴影。俄罗斯人暗自得意，六个月后入侵乌克兰。哈马斯也为之庆祝。

另一个教训或许是，从长期看，美国的承诺价值有限。阿富汗作为美国“主要非北约盟友”的地位，最终被证明毫无意义。总统的任期限制，也成了“承诺期限”。

还有最后一个面向未来的警告。第一个塔利班政权在 2001 年被推翻，是因为它庇护了奥萨马·本·拉登（Osama Bin Laden）的基地组织。正如近期提交联合国安理会的一份专家报告所明确指出，阿富汗今天仍是恐怖组织的活动基地。

但更大的危险，来自塔利班建立的日益扩大的伊斯兰宗教学校网络。流亡海外的阿富汗专家组织 Hamrah Network 的一项新研究，呈现出这些学校令人警惕的状况。

在校学生超过 365 万，激进化学生可能给地区及更广范围带来的危险不应低估。这些宗教学校是一颗真正的定时炸弹。

思想框架

文章以“被遗弃”的历史意象进入阿富汗的处境，再以民调和共和国时期的教育、健康、媒体成就，反驳民主注定失败的文化解释。随后追溯中央集权、援助腐败、装备维护依赖与巴基斯坦干预，说明脆弱性如何形成；多哈协议切断外援支撑，把制度弱点推向崩溃。最后，塔利班的统治方式、美国承诺的期限和宗教学校网络，将撤离的后果从国内悲剧延伸到长期安全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