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全世界都开始习惯旁观他人受苦：读我亲爱的喀布尔

1. 能安心写作，原来是一种奢侈

• 陈映妤回忆，去年底她参加了一个女性写作僻静营。20 多位参与者来自不同行业，年龄从 20 出头到 40 多岁，也处在人生的不同阶段。两天里，她们上课、读书、聊天、写作、跳舞，次日清晨便共同写下约 50 页书稿。内容涉及情感与欲望、生育与流产、亲人的生老病死，以及长期埋藏的个人创伤。
• 这段经历让她想到母亲的子宫：忙碌生活中的女人暂时停下来，释放压抑的感受，并被其他女性稳稳接住。读完《我亲爱的喀布尔：一部阿富汗女性的抵抗日记》，她才更清楚地意识到，安全地聚在一起书写，并不是人人都有的日常条件；阿富汗女性的这本书能够问世，本身便近乎奇迹。

2. 从一个女子写作群组开始：先理解她们曾经拥有什么

• 2021 年 8 月 15 日，喀布尔迅速落入塔利班手中。21 位阿富汗女性在 WhatsApp 群组里共同记录日常的可怕处境，也留下私密而勇敢的时刻。抵抗有时是涂口红、在墙上写抗议字句，有时是明知可能遭盘查仍出门工作，或为了腹中的女孩冒险逃往国外；更多时候，它只是报一次平安、记下一天、回应另一人的恐惧。
• 这些写作者原先有具体的职业与社会位置：其中 4 位是教师，还有剧作家、律师、医师、心理师、工程师、办公室经理、非政府组织雇员与大学生。最年长的娜希菈生于 1962 年，当时国家已陷政治经济困局；较年轻者包括 24 岁的社运人士阿缇琺，以及 29 岁、创办女性咨询服务平台的玛莉。她们并非一个没有差异的“受害女性”群体。
• 许多年轻作者出生于塔利班 1996 年首次掌权的时期，也经历了它在 2001 年垮台后的变化。她们反复强调：要理解 2021 年失去的东西，必须先看见此前 20 年打开过的空间。女孩得以上学，有人完成大学学业、进入职场；逃离家暴的妇女开始有庇护所，有人反抗父兄安排的婚姻，推动禁止童婚的法案，脱下头巾上街争取权利。
• 曾在喀布尔大学教授心理学的芭图尔记得，男子游泳比赛中，戴头巾的女性裁判可以站在只穿泳裤的男选手身旁执裁。这种今天似乎难以想象的场景，曾经真实存在。它具体说明了她们面对的不是从未拥有自由，而是已经展开的人生被重新收回。

3. 世界迅速缩小，连过去的自己也可能成为罪证

• 日记从喀布尔陷落前两天写起，一只躁动鸣叫的乌鸦划破暴风雨前的寂静。接下来一年，女性被限制进入公园，校园里的女厕消失，办公室按性别隔开，中学以上不再见到女学生。工作与独自出行受到限制，曾有事业与理想的人，被迫退回罩袍与头巾之后。
• 曾经营童书出版社的娜伊玛把这种倒退写得极其具体：3 年前她曾一次为孩子出版 10 本书，如今最了不起的事却是独自搭出租车出门。过去被视为寻常的移动能力，变成了需要勇气才能完成的事。
• 挨家挨户的搜查进一步把人生经历变成风险。女人们藏书、烧书、毁掉多年求学得来的证书，甚至抹除日记字迹，以免文字成为罪证。娜希菈不愿烧掉珍贵文件，包括一张没戴头巾的照片，便把手提包藏在黑色长头巾下，冒险外出躲进办公室。这里的抵抗不仅关乎公开抗议，也关乎是否还能保存自己生活过的痕迹。

4. 跨越 12 国、20 万字记录：群组成为维系生命的联系

• 这些女性原本因创意写作计划结识，在英国组织 Untold Narratives 的支持下修改短篇小说集《笔翼飞翔》。喀布尔陷落后，讨论作品的 WhatsApp 群组意外变成情绪避难所。当塔利班切断她们与外界的联系，群组便像一条生命脐带。“亲爱的，你还好吗”“一路平安”“别太担心”这些亲昵问候，让她们知道恐惧不是独自承受的。
• 到政权更迭一周年，她们累积了 20 万字记录；编辑从中选取 7 万字，将达利语与普什图语译成英语。保存这些文字还需要与风险赛跑：为了让作者尽快删除手机里的对话、避免搜查，编辑必须频繁下载记录，并克服网络与时差困难。
• 2021 年初，21 人几乎都在阿富汗；不到一年，只剩 7 人留在国内。其他人逃到伊朗、塔吉克斯坦、西班牙、德国、瑞典等地，群组一度横跨 12 个国家、7 个时区。编辑与每位作者反复确认文字，尽量保存不同个性和原意：有人细写日常，有人像做纪实报道，有人写得像诗，也有人批判时事，或直接倾吐愤怒、恐惧、绝望与迷惘。
• 修读法律、因先天疾病使用轮椅的玛亚姆，透过喀布尔卧室外的榅桲树观察四季与家园的剧变。撤侨飞机飞过，叶片轻颤，树仍继续吸收阳光。树的枯荣与群组里延续的文字，陪伴她们走过塔利班返回后的第一个秋冬春夏。虽然有人形容这些日记是在记述活着却如同死去的生活，她们更希望它首先被理解为女性写给自己、也写给彼此的日记，而不是只供外界观看的苦难材料。

5. 当男人得到一把钥匙：政权如何释放日常父权暴力

• 最令陈映妤惊恐的，不止是接连颁布的禁令。一个政权公开宣布女性低人一等，就仿佛把钥匙交给男性，准许家庭与社会中原本潜藏的父权暴力堂而皇之地释放。这使国家层面的压迫进入婚姻、家庭，乃至女性的身体。
• 她借两部纪录片说明需要保留的区分：《镜头下的塔利班》罕见进入组织内部，也遭到浪漫化塔利班的批评；《喀布尔，信仰之间》则呈现男人也可能是暴力体制的受害者。但一个人受到压迫，并不妨碍他同时压迫别人。书里的塔利班还成为男性威胁女人的想象与免罪凭据。
• 记者札伊娜布记录，一位惊恐的女性遭塔利班盘查时，旁边男孩认定她活该受罚，理由只是她穿牛仔裤、卷裤脚、戴耳机。剧作家帕兰德记下沿途男人的嘲弄：女人的好日子结束了，该回家待着。她住在海外的表姐也受影响，丈夫一生气便威胁买机票把她送回阿富汗。政权的威慑甚至能越过国界，成为伴侣控制的工具。

6. 世界决定谁比较值得同情？流亡并未结束被排斥的处境

• 2022 年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群组里的女性同情乌克兰人民，担心逃难的妇女儿童；但辗转抵达德国的玛莉，看见家家户户悬挂乌克兰国旗，也忍不住追问阿富汗为何没有得到同样的关注。这份疑问并未取消对他人的同情，而是揭示世界关注的落差。
• 逃离阿富汗后，她们很快遭遇接收地的质疑与敌意：伊朗出现抓捕阿富汗人的呼声，塔吉克斯坦拒发签证，邻国难民营戒备森严，欧洲国家则询问她们能贡献什么经济价值。脱离直接危险，不代表她们已被允许安心存在。
• 玛索玛历经危险偷渡抵达瑞典，甚至想向路上每个人道歉，仿佛自己不请自来便是一种过错。她的面试官却告诉她，每个人都有权生活在自己感到安全的地方。这句话把人的安全权利，从“有没有资格为别人带来好处”的审问中重新提出。

7. 当旁观苦难成为习惯，书把问题交还给读者

• 最让陈映妤难忘的是世界开始习惯旁观他人受苦的那句话。喀布尔陷落已经 5 年；这期间，身为记者的她能自由外出、工作、旅行，选择衣服、露出脸庞，阅读、写作，爱想爱的人。阿富汗女性却可能连敲键盘都在押上性命。两种生活并置，令她产生近乎羞愧的感受，并追问自己究竟做了什么。
• 这些日记充满恐惧、流亡、愤怒、友谊与抵抗，却始终在努力让外界知道：她们仍然存在，也没有放弃。作者认为，整本书最后留下的请求可以如此简单：请不要忘记我们。

思想框架

陈映妤先用安全写作的亲身经验建立对照，再介绍 21 位女性的职业、年龄和此前 20 年的自由空间，让读者明白失去的究竟是什么。禁令与搜查使世界收缩，写作群组则通过问候、跨国保存与编辑维持彼此的生命联系。文章继而从政权禁令深入家庭父权暴力，再从流亡延伸到国际同情和接收国的排斥，最后把目光收回旁观者自身：看见日记里具体的人，能否阻止苦难被习惯性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