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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脑扫描寻找“邪恶”：争议神经科学如何进入死刑案》

文章追踪争议神经科学如何进入美国刑事司法，提醒读者警惕脑扫描和基因证据在死刑案中放大偏见与不公。

本期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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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这篇《卫报》长文追踪 Kent Kiehl 如何把“犯罪脑”研究带入美国刑事司法系统。文章不是否认神经科学本身的价值，而是质疑一种更危险的跃迁：当仍有争议的脑扫描和遗传证据被包装成能预测暴力的科学确定性，它可能不但救不了被告，反而帮检方证明他们“永远危险”，尤其在死刑案件中造成不可逆后果。

1. Brian Dugan 案：脑扫描第一次把 Kiehl 推上法庭舞台

1.1 辩方想用精神病态证明“不应判死”

2009 年，芝加哥陪审团正在决定是否因一名 10 岁女孩被强奸谋杀案判 Brian Dugan 死刑。Dugan 已承认 1985 年谋杀，当时正因另外两名女性的强奸谋杀案服无期徒刑，DNA 也证明他在犯罪现场。
Dugan 的律师认为定罪几乎无法避免，于是请新墨西哥大学研究者 Kent Kiehl 作证。Kiehl 长期研究囚犯大脑，他先用包含 20 项特质和行为的精神病态量表给 Dugan 打分，再用当时较新的功能性磁共振成像观察 Dugan 对情绪刺激图片的脑区反应。

1.2 证据没有救 Dugan，却打开了生物犯罪学法庭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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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知识源头，推动认知迭代

Kiehl 告诉陪审团，Dugan 的量表得分处于他见过的囚犯最高范围，且这些症状从很小时就存在。他后来在自传式著作中称扫描显示 Dugan 大脑“萎缩”。

这场审判是美国较早允许脑科学证据进入法庭的案件之一，但陪审团没有因此宽大处理，仍判 Dugan 死刑；后来伊利诺伊州暂停死刑，他的刑期才改为无期。真正的后果在审判之后：不稳定的生物犯罪学开始被数千个案件引用，尤其被辩护律师用来请求轻判。

2. 争议科学如何在美国刑案中扩散

2.1 数千个案件开始引用脑证据

2019 年一项研究显示，2005 到 2015 年间，刑事辩护中使用脑证据的案例出现在 2800 多份司法意见中。研究者估计，神经科学减责论证出现在约 10% 到 12% 的美国谋杀审判、约 25% 的死刑审判中；严重重罪案件中，约 40% 涉及脑证据。
研究还承认，2800 这个数字很可能低估了真实规模，因为它只统计公开司法意见。许多案件中的基本论证相似：有些人因为大脑或基因被“编程”为犯罪，责任因此应被减轻。

2.2 双刃剑：轻判证据也能变成重判证据

批评者认为，这类说法超出了科学能支持的范围，并让一种早已被否定的观念回潮：犯罪性可以从身体里读出来。这是优生学和生物决定论的现代回声。
在美国，有色人种被逮捕、起诉、定罪和监禁的比例长期高于白人，因此只依赖生物因素解释犯罪也有伦理风险。更关键的是，生物证据可以被辩方用来请求减刑，也可以被检方用来证明某人永久危险，从而要求更重惩罚。

2.3 资本案件中的风险在于“科学确定性幻觉”

文章强调，许多研究者认为这套科学并不可靠，但它已经在死刑案件中常规出现。问题不是单篇论文是否有启发性，而是法庭可能把不稳定的关联解释成可预测未来暴力的确定证据，最终让一些被告被判死刑。

3. Kiehl 的研究人格与“犯罪脑”愿景

3.1 从 Ted Bundy 附近长大，到研究囚犯大脑

Kiehl 在华盛顿州 Tacoma 长大，距离连环杀手 Ted Bundy 的住所约一英里。他的父亲是记者，报道过 Bundy 案。童年周围的恐惧激发他研究人类破坏性行为的兴趣。
他母亲 16 岁生下他，他最初两年在孤儿院，后来被一个天主教家庭收养。约 12 岁得知自己被收养后，他短暂离家出走。后来他在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学心理学，并决心研究精神病态者。

3.2 Hare 实验室、移动 MRI 和最大囚犯脑数据库

20 世纪 90 年代，Kiehl 进入 Robert Hare 在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实验室。Hare 是囚犯群体心理研究的先驱。Kiehl 说自己不是最聪明的学生，但会成为最努力的学生。
2007 年，他到新墨西哥大学任神经心理学职位。他所在的 Mind Research Network 宣称创建了“世界上最大的囚犯脑数据数据库”。Kiehl 也成为美国少数继续集中研究被监禁者的当代科学家之一，并把移动 MRI 送入各地监狱和拘留所。

4. Amos Wells 案：生物辩护如何反过来支持死刑

4.1 Wells 自首时想死，辩方却把重点放在“他无法控制自己”

2013 年 7 月 1 日晚约 7 点半，Amos Joseph Wells III 走进得州 Fort Worth 附近警局，说“把我关起来，杀了我”。不到两小时前，他枪杀了怀孕女友 Chanice Reed、女友母亲 Annette Reed 和女友 10 岁弟弟 Eddie McCuin。
Wells 后来说自己看到一名白衣男子幻觉指引他去警局。审讯视频记录了侦探拥抱他的画面，但法官没有让陪审团看到他表达悔意的视频。辩护律师反而在 2016 年量刑阶段告诉陪审团：Wells 没有选择自己的基因、大脑和父母。

4.2 辩方想争取无期，却把“未来危险性”交给检方

得州是少数要求陪审员认定被告未来是否可能持续威胁社会，才能判死刑的州。Wells 的律师联系 Kiehl 及其同事做脑扫描和基因测试，希望证明他生物上倾向暴力，从而争取无期。
这是一种高风险策略。辩方明确告诉陪审团 Wells 对本性没有控制；法官允许争议科学作为证据，说明 Wells 会永远对社会构成危险。检方随即利用这些专家意见，告诉陪审团辩方专家“都同意这家伙危险”，他“永远不会不危险”。陪审团判 Wells 死刑。

4.3 悔意和人生史被挤到边缘

Wells 审讯时表达悔意的视频没有被陪审团看到；新律师认为，那段视频本可帮助人们看见他不是冷血怪物。与此同时，关于 Wells 困难成长、精神疾病和创伤经历的“人化”材料，也被生物决定论辩护挤到边缘。

5. 颅相学之后：生物犯罪学的旧故事

5.1 200 年来，科学不断声称能在身体中读出犯罪

文章把 Kiehl 的愿景放回两百多年历史中。19 世纪初，Franz Joseph Gall 的颅相学试图从头骨形状判断犯罪倾向；后来 Cesare Lombroso 等人继续把犯罪视为身体和种族特征。法律实践者被这类科学吸引，因为它让人看似可以不按行为，而按“他是谁”来审判。
这些理论与种族主义、优生学和国家控制人口的政治需求深度纠缠。文章还提到当代政治话语中关于“好基因”、移民犯罪基因等说法，说明生物命定论并未消失，而是会在特定政治场景中重新被动员。

5.2 Kiehl 承认系统偏见，却把焦点放在囚犯大脑

Kiehl 承认刑事司法有偏见，但他把偏见解释为低社会经济地位，而不是种族。现实数据却显示，俄亥俄州黑人被监禁的可能性是白人的五倍以上；美国有色人种近百年来一直被不成比例地监禁，且自 1970 年代监禁率上升后差距扩大。
Kiehl 还曾说，可以扫描芝加哥 Cook County Jail 所有被监禁者的大脑，判断谁最容易暴力，以决定谁该释放、谁该留下。他也承认当地 70% 被监禁者是非裔美国人，这会引发“你在扫描非裔美国人并说他们大脑有问题”的反对。文章指出，他实际处理这个问题的方式，是继续聚焦囚犯大脑，而不是塑造谁被警察和监狱系统抓住的社会力量。

6. “过度宣称者”：媒体、基金会和私人公司如何放大影响

6.1 科学家批评 Kiehl 把脑扫描说得过于确定

Kiehl 出现在 PBS、国家地理纪录片和自传书《精神病态者低语者》中，积极宣传用脑科学发现犯罪倾向的前景。但 MIT 神经科学家 Satrajit Ghosh 认为，通过脑扫描预测人类行为仍像“极端科幻”，目前工具不足以强预测任何行为，更不用说犯罪行为。
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律学者 Stephen Morse 曾与 Kiehl 共事，称他是“大脑过度宣称者”。Kiehl 2018 年一篇基于 495 名囚犯 MRI 的精神病态与脑容量研究，2019 年因错误被撤稿，也显示他的研究并非总能支撑其确定语气。

6.2 法官教育和 Mindset 公司让争议证据进入更多案件

2007 到 2011 年，Kiehl 参与 MacArthur Foundation 资助的法律与神经科学研究网络，目标是让神经科学进入美国法庭。他说自己向成千上万名联邦法官讲授如何区分好坏神经科学；美国联邦法官职位实际为 890 个。
批评者认为，这类法官教育本想帮助谨慎使用脑成像，可能反而给它意外合法性。Kiehl 和妻子 Lyn Kiehl 后来运营 Mindset 公司，为刑事被告做脑扫描和基因测试；Kiehl 说公司参与过 200 多起死刑案件，Amos Wells 就是其中之一。

6.3 撤稿事件暴露确定语气背后的脆弱性

Kiehl 和同事 2018 年在《心理医学》发表一项研究，声称对威斯康星和新墨西哥监狱系统中 495 名囚犯的 MRI 显示，精神病态特质与脑容量减少有关。2019 年 2 月，这篇论文被撤稿。Kiehl 后来把错误归因于学生没有正确使用数据，但这也说明，他公开表达的确定性并不总能由研究过程稳稳支撑。

7. Wells 的人生背景本可以构成另一种辩护

7.1 心理专家试图建立三代创伤图景

心理学家 Jolie Brams 在 2014 年被任命为 Wells 辩护团队心理健康专家，她的任务是根据美国律师协会死刑辩护准则，建立 Wells 三代人生背景，为低于死刑的量刑提供基础。她强调，遗传只是生命故事的一小部分，辩护应看贫困、文化、童年关键发展期和具体经历。
Brams 发现 Wells 有解离体验、类似精神病症状，家族中多人也经历童年性侵、暴力和遗弃。Wells 童年生活在 Fort Worth，当地因枪支暴力被称为“Murder Worth”；他目睹父母家暴，7 岁时被照护者性侵，长期遭受皮带和延长线殴打，并在小学时出现幻觉、抑郁、夜惊和梦游，却没有得到持续心理治疗。

7.2 基因证据把个体历史压成“天生危险”

Wells 的审判律师 William H Ray 和 Stephen Gordon 雇用 Mindset 组织科学专家，使用脑扫描、唾液样本和基因测试，得出 Wells 无法控制自己行为的结论。遗传测试由 Kiehl 合作者、比萨大学生物化学教授 Silvia Pellegrini 完成；她说 Wells 有 MAOA 基因变体。她丈夫、精神科医生 Pietro Pietrini 又作证称该变体与暴力风险强相关。
Stanford 遗传学家 Marcus Feldman 说，这在科学上并不真实。到 2016 年 11 月作证时，MAOA 与暴力行为的关系并未被可靠重复验证，个别基因决定人类行为的研究也已被行为遗传学界广泛放弃。

7.3 Mindset 的专家链条统一导向“无法控制”

法庭文件显示，Mindset 协调的 MRI、唾液样本、基因测试和专家证词，最后都导向同一个结论：Wells 无法控制自己的行为。对死刑辩护来说，这种一致性看似强，但在得州未来危险性标准下，恰好把“他以后也无法控制”这个最危险的推论交给了检方。

8. 种族化伪科学如何进入 Wells 死刑辩护

8.1 MAOA 证词滑向对黑人暴力的种族刻板印象

Mindset 还请精神科医生 William Bernet 作证。法庭记录显示，他最初认为低活性 MAOA 与黑人之间的关联很边缘，直到读到犯罪学者 Kevin Beaver 的研究。Beaver 曾把黑人低活性 MAOA 与暴力、犯罪、帮派成员身份和武器使用联系起来，其作品还被白人至上主义网站 Stormfront 用来证明种族等级。
Bernet 最终作证称，具有这种遗传风险的非裔美国受试者更可能日后出现暴力活动。Wells 的新律师、NAACP、29 名科学家和律师以及两所法学院代表都认为，这类证据把争议神经科学和种族化伪科学带入死刑审判。

8.2 新律师认为辩方等于帮检方证明了未来危险性

Cooley LLP 律师 Matthew Kutcher 说，向陪审团提供“你的客户天生危险”的证据本身就极其冒险；如果告诉陪审团一个黑人男性“基因上被设定为暴力”，就会邀请他们通过种族刻板印象看待他，而不是把他视为个体。
Wells 目前仍在死囚区，法律选择已经很少。Brams 回忆这场辩护时说，她从未见过辩方 90% 聚焦在一个没有根据的理论上；从专业和情感上，她都知道 Wells 不该得到这样的辩护结果。

8.3 这不是 Wells 一个案子的余波

Wells 案之后，Kiehl 仍继续与 Pellegrini 和 Pietrini 合作犯罪脑研究。2023 年，他们共同发表一项研究，称在 800 名被监禁男性样本中发现异常脑结构，研究后来于 5 月重新发表。文章借此说明，争议并未停留在过去审判，而是仍在继续生产影响法庭和公共想象的科学叙事。

思想框架

文章先用 Dugan 案展示 Kiehl 的脑扫描如何进入美国死刑审判，并指出它没有带来宽恕，反而让生物犯罪学在更多案件中扩散。随后，文章转向 Amos Wells 案，说明辩方本想用脑和基因证明减责，却在得州“未来危险性”标准下帮助检方证明被告永远危险。中段把 Kiehl 的研究放回颅相学、优生学和种族化犯罪科学传统中，揭示身体读罪的旧叙事如何换上神经科学语言。后段再追踪 Kiehl 的媒体形象、法官教育、Mindset 公司和 Wells 的创伤背景，形成最终判断：当争议科学遮蔽个体生命史，并与种族刻板印象结合，它会把辩护工具变成死刑工具。

A scientist says he can scan prisoners’ brains for signs of evil. Did his disputed science put a man on death row?

the Guardian · 24 m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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