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步步走出意义：与厄尔·斯威夫特谈徒步与写作

一条走过两次、相隔三十年的步道，怎样成为一本值得读到最后的书？厄尔·斯威夫特从徒步经验谈到叙事取舍，也谈漫长写作如何落实到每天的工作。

正文

厄尔·斯威夫特（Earl Swift）曾任《弗吉尼亚领航报》记者，也为《户外》杂志撰稿，八次获得普利策奖提名。他的作品包括《纽约时报》畅销书《切萨皮克安魂曲》，记录了丹吉尔岛一年间的生活。这座岛位于弗吉尼亚州切萨皮克湾中部，距岸边 12 英里。他写道，岛民过着“一只脚踏在二十一世纪，另一只脚留在久远年代”的生活。

斯威夫特与《创意非虚构播客》主持人布伦丹·奥米拉（Brendan O’Meara）聊起新书《科夫山上：阿巴拉契亚步道上的冒险、悲剧与意义追寻》的采访与写作。为了写这本书，他相隔三十年，两次徒步走过这条长达 2,000 英里的步道。他与奥米拉讨论故事结构、如何接近真相，以及为什么要移除那些可能让读者在结尾之前放弃阅读的“减速带”。

本次对话经过编辑，以调整节奏和行文衔接。

布伦丹：关于阿巴拉契亚步道，已经有很多作品，而你带来了一种不同的感受方式。你如何让自己的书保持新鲜感和现场感，同时又能与其他描写这条步道的作品并列？

厄尔：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很幸运，因为大概最好的两本长途徒步作品，作者都没有走完全程。一位是比尔·布赖森（Bill Bryson），另一位是谢丽尔·斯特雷德（Cheryl Strayed）。大多数步道游记都是自费出版、未经编辑的，作者也没有多少写作经验。我不是想摆架子，但这一点在书里是看得出来的。我还知道，关于莫莉和杰夫，以及那里发生的事情，我有一个故事要讲。【编者注：在这里进一步介绍莫莉和杰夫，会泄露斯威夫特这本书的情节。】我觉得自己相当适合讲这个故事。机会就在于，写出那本少见的、能够脱颖而出的徒步旅行之书。我觉得值得冒险试一试。

布伦丹：你一路往南，进入佐治亚州后，开始遇到拥挤的情况，人越来越多。在洛盖普和其他营地，你发现了代际差异。年轻徒步者似乎无论如何都偏爱自己搭帐篷。即使遇上倾盆大雨，他们也会选择个人帐篷，而不是公共庇护所。你还注意到孤立感和手机，这些都是三十年前不会见到的。

厄尔：三十年前看不到，是因为那时根本没有手机。我们会忘记，智能手机直到 2007 年才出现，比我第一次徒步足足晚了 17 年。当年的环境很不一样。那时距离比尔·布赖森写出《林中漫步》还差八年。这条步道在集体意识中还没有占据一席之地，也不像后来那样成为美国文化的一部分。因此，你遇到的人来自社会中窄得多的一群。他们本来就是户外爱好者，现在却未必如此。如今，各行各业的人都会尝试走完全程；当年，往往是原本就在这个圈子里的人。如果想打电话，你得搭便车去最近的城镇，找一部公用电话，没有别的选择。如果想吃披萨，也得搭便车进城。如今，有人离最近的公路交叉口还有两英里，就拿出手机，安排披萨店在自己走到路口时送上一份披萨。放在当年，这简直是科幻。

布伦丹：选哪些内容写进去，需要拿捏，才能避免重复感。你要挑那些强度很高的时刻，例如艰难路段带来的身体体验，或者那三个来自肯塔基州、毫无礼貌的混蛋兄妹。你挑选这些时刻，又不能把它们全堆在开头、中段或结尾。怎样把各种元素放进全书，是一件很精细的事。

厄尔：对任何讲故事的人来说，分寸都是关键。你必须想清楚，每一部分要向读者交代多少。大多数步道游记如果有什么致命缺陷，就是作者没有充分区分那些能说明问题的时刻和不能说明问题的时刻。他们把所有事情一股脑儿丢给你，结果就很无聊。

关于阿巴拉契亚步道的经典书并不多，其中一本出版于七十年代末，叫《徒步阿巴拉契亚步道》，分两卷，共 1,000 页，收录了最早大约 50 次全程徒步的第一人称叙述。第一卷看到 100 页，你就已经麻木了，因为每个故事都一模一样。问题有一部分出在整篇叙述的腔调上：发生了这件事，然后又发生了那件事。 作者从不稍作停顿，想一想这意味着什么，以及我作为读者为什么应该关心。一切都被当成同等重要，结果什么都不重要。

布伦丹：你是导游，要指出什么才值得看。这种作者的主导权，是任何叙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尤其是这样的作品，否则就会像流水账一样枯燥。你必须让它有脉搏。

厄尔：对任何写书的人，对任何写任何类型、任何长度故事的人，首要任务都是让读者读到最后一个字。如果做不到，你在故事中段用了多漂亮的词都没有意义。构思再精妙也没有用。故事失败了，因为你没能把读者带到结尾、带过终点线。

搭建故事结构、为故事谋篇布局，归根结底都在回答一个问题：我怎样才能清除那些会让读者把书放到一边的减速带？ 如果你能有效做到，就赢了，读者会把故事读完。读完后，他们可以把故事骂得一无是处。如果读者到达了结尾，你作为作者就完成了最初想做的事。你所能要求的，只是让他们读完；不能要求他们喜欢，那是他们自己的事。但只要处理得当，你可以让他们读完。

我们决定纳入什么、省去什么，也决定从哪里开始，而起点未必就是事情的开端；我们决定在哪里收束，而那也未必就是事情的结局。你希望通过这些决定，把读者带到真相面前，或者至少非常接近真相——在手头事实所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接近。但这毕竟是人为构建的东西，责任在你。你要这样安排故事结构：让它实现自己的目的，包含足够的推动力，把读者带到结尾。

我大概花了三个月，什么都不做，只做删减。写这本书的大部分工作就是删。我徒步时写了日记，真正写书时，做的就只剩下删减。

布伦丹：徒步在哪些方面改变了你？

厄尔：1990 年那次，最大的收获是让我觉得自己无所不能。它把我的自信推到一种程度，我相信刚结束后的几个月里，我一定相当讨人嫌。天知道我有多难相处。我什么都能做到！它把我变成了超人。一部分原因是，我每天都在亲眼见证父亲多年来对我说的话。他总爱说：“怎么吃掉一头大象？一口一口吃。”在这次徒步之前，我一直觉得那不过是“老爸的说教”。直到徒步时才明白，能做成任何事情的一部分秘诀，是知道怎样把它拆成组成部分，再把各部分拆成一个个小元素。按顺序处理每一小口，没多久，整件事就做完了。

这决定了我后来在报纸和杂志上处理大型任务的方式，当然也影响了我写的每一本书。写一本书，工作量大得荒唐。我不会向任何人推荐这一行，靠它谋生真是荒谬：如此不确定，如此充满恐惧，而且可能得不到任何回报。但把 2,200 英里的路程分成每天 14 到 17 英里，恰好就是我现在写书的方式。你坐下来，不是要一口气写 105,000 词，而是一天写 1,200 词。这就是我的每日定额。坚持足够多天，很快就有 105,000 词了。

布伦丹：你是怎么定下 1,200 这个数的？

厄尔：早些时候，写头两本书时是 2,000，后来我直接往下砍。第一次徒步时，我每天轻轻松松就能走 17 到 20 英里。现在，14 英里已经像是上了辛苦而漫长的一天班。

写作也一样。现在写 1,200 词耗费的精力，和以前写 2,000 词一样多。下一本书，我大概会降到 1,100，甚至 1,000。我愿意相信，文字比以前更好了。在写书期间，我仍然发现，自己每天早上头一两个小时，都在回头检查前一天自以为完美的文字。每次睡醒，都发现它们其实没有那么完美。事实上，需要修的地方很多。所以我会先花几个小时修补，再努力用当天剩下的时间写些新东西。

思想框架

对话从两次徒步之间的人群与技术变化切入，再转向如何从漫长经历中选出有意义的时刻。斯威夫特用冗长游记的反例说明分寸与反思的重要，继而把结构、删减和取舍统一到“让读者读到最后”的目标上；最后，他把徒步教会自己的分解方法带回写作，以可调整的每日定额和反复修订完成长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