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太空竞赛若没有规则，可能从探索变成致命风险》

导语

这篇文章从 Artemis II 绕月任务的“为全人类而去”口号切入，质疑新的登月竞赛是否真的服务全人类。作者的核心关切不是太空探索本身，而是当月球资源、卫星基础设施、军事依赖和商业竞争叠加时，如果治理规则跟不上，太空竞赛可能转向太空冲突，并反过来伤害地球上的日常生活。

1. “为全人类而去”的太空叙事背后，有强烈地缘政治动机

加拿大宇航员 Jeremy Hansen 在 Artemis II 任务前说，他们“为全人类而去”。这次 10 天绕月飞行确实是重要科学成就，但作者提醒，它的意义并不只属于科学，也高度地缘政治化。就像 20 世纪苏联与美国之间的太空竞赛，今天的重返月球同样带有政治和战略竞争。

2. 从太空竞赛到太空战争

新的太空竞赛参与者比第一次太空竞赛更多。国家层面包括加拿大、中国、欧洲、印度、日本、俄罗斯、阿联酋和美国；企业层面包括 SpaceX、Blue Origin、Boeing、Space Machines、Intuitive Machines、iSpace 等。

2.1 月球资源让“抵达”变成战略优势

• 各方争相抵达月球，是因为月球有资源，包括水，以及可能存在的氦-3。这些资源可以用作燃料。谁能取得并支配这些资源，谁就可能获得重大战略优势。
• 作者把这个问题拉回地球：太空不是远离普通人的抽象战场。很多人今天可能已经使用太空能力至少 20 次，例如用手机查天气或买咖啡。环绕地球的卫星还支撑气候变化、农业、渔业、饮用水和自然灾害响应等关键信息系统。

2.2 卫星拥堵、碎片和军事化可能触发连锁灾难

• 太多卫星和太多太空碎片会带来灾难性碰撞，进而导致关键卫星连接中断。现代军队也高度依赖卫星完成导航、情报、通信和目标定位，因此军事行动会干扰或攻击卫星，以削弱对手。
• 如果这种干扰升级成全面太空战争，后果可能包括摧毁卫星、制造不可控制的碎片、让轨道无法使用，并导致关键连接大规模丧失。太空战争的风险最终并不会留在太空，它会沿着卫星基础设施回到地球生活。

3. 冷战留下的《外层空间条约》更像宪法，而不是过时文件

1967 年《外层空间条约》在冷战高峰期签署，规定太空是全人类的领域，不得占有或提出主权要求，禁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要求和平利用太空。

3.1 条约的价值在于提供持久原则

• 有人认为这份条约已经过时，不适合 21 世纪。但作者认为，更好的理解是把它看作一部宪法：它提供宽泛、持久的价值和组织原则，经得住时间考验。
• 就像国内法律体系中宪法不会处理所有具体技术和行为规则，太空治理也需要更低层级、更可更新的规则来处理具体问题，而不是不断推翻最基础的原则。

3.2 真正困难在于如何制定下一层规则

• 如果只依赖国家之间的国际关系，当前许多关系高度不稳定，谈判很可能停滞。如果只交给私营部门，规则又容易按自利逻辑制定，而不是按共同利益制定。
• 因此，作者认为必须尽可能纳入不同参与者和利益。这并不简单，却是唯一可行方向。

4. 多种治理路径正在并行出现

作者列举了若干不只依赖国家的太空治理尝试，其中许多是非约束性原则或指南。它们各自有速度、灵活性和政治合法性的不同优势与弱点。

4.1 私营部门、联合国和小范围多边机制各有作用

• 私营部门主导的原则更灵活，更容易适应技术变化，也更可能获得商业参与者支持。但它们也更容易受到商业利益牵引。

4.2 联合国机制慢，但仍提供政治共识通道

• 联合国框架下的传统多边机制推进缓慢，也容易政治化，但至少朝向广泛政治共识。它的价值不在速度，而在让太空治理不完全变成强国或企业之间的自我安排。

4.3 小范围机制和 Artemis Accords 代表更可操作的规范试验

• 小范围多边机制包括东盟、Quad、NATO、非洲联盟和欧洲空间局等，因为成员本来就有合作基础，更可能形成共同规范。
• Artemis Accords（阿耳忒弥斯协定）是一组关于月球活动的非约束性指南。它不能替代正式法律，却说明参与者可以先围绕基本原则形成实践规范。

5. 未来太空安全取决于我们是否承认自己已经是太空公民

作者最后给出一个岔路口：人类可以任由地球被太空碎片和太空战争的风险包围，失去卫星支撑的一系列日常能力；也可以改变自己与太空的关系。

5.1 太空不是遥远外部，而是地球生活的一部分

• 作者强调，我们居住在太空中，依赖太空，太空也是我们身份的一部分。我们已经是“太空公民”。这不是诗意说法，而是对现代基础设施现实的描述：地球上的通信、导航、灾害响应和安全系统都离不开太空。
• 正如个人和公民社会在人工智能、大型科技平台、社交媒体、气候响应和教育治理中有越来越多角色，太空使用和滥用也不应只由少数国家、军方和企业决定。

5.2 太空公民意识的作用是缩小普通人与治理机制之间的距离

• 只要把太空理解为地球生活的一部分，个人和社会就能缩小自己与全球太空治理机制之间的距离。作者认为，以太空公民身份理解这份共同责任，是 21 世纪唯一可行的前进方向。

思想框架

文章先用 Artemis II 的全人类叙事提出疑问：太空探索是否真的代表全人类利益；随后展示新的太空竞赛为何更复杂，包括更多国家、更多公司、月球资源、卫星依赖和军事化风险；再回到 1967 年《外层空间条约》，说明旧条约仍可作为宪法原则，但需要更具体、更灵活的下层规则；最后列举私营部门、联合国、小范围多边机制和 Artemis Accords 等治理路径，并把落点放在“太空公民”上。作者的核心链条是：太空治理不只是航天圈议题，因为卫星已经嵌入地球生活；因此普通人也必须把太空视为共同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