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如何在暗时代守护理性》

Alex Ross 这篇长文借哈贝马斯去世回看一个思想传统的兴衰：在公共领域被垃圾信息、极右翼、平台算法和 AI 话语污染的时代，哈贝马斯仍试图守住理性、对话、公共讨论和民主制度的可能性。文章并不把他写成胜利者，而是把他放在法兰克福学派的绝望、德国战后政治、欧洲民主和数字时代崩坏之间，追问我们今天还需要怎样的批判与希望。

1. 当代公共领域像连续的噪声，正好反衬哈贝马斯的核心关切

文章从现代人醒来后遭遇的公共语言污染写起：邮件里是垃圾信息和诈骗，新闻里是总统持续撒谎和粗鄙表达，社交平台上有富豪传播白人至上宣传，流行音乐人反复赞美或道歉式赞美希特勒，媒体标题像把读者当作实验动物，AI 聊天机器人则像傲慢的十岁男孩。

1.1 哈贝马斯一生关心的正是民主需要怎样的公共讨论

• 哈贝马斯解释过，一个有活力、有原则的公共领域对于民主至关重要。但他 2026 年 3 月去世，享年 96 岁；虽然直到最后几个月仍评论乌克兰、加沙和欧洲债券，他也难以理解历史为何转向如此阴暗。
• 1945 年，少年哈贝马斯在科隆附近的 Gummersbach 见到美国士兵进入家乡，带来自由与开放的信息。八十年后，他看到美国选民选择一位用血土修辞、惩罚幻想和宏大建筑品味展示法西斯倾向的领导人，欧洲包括德国的极右翼也在进逼。

1.2 印刷文化支撑的公共领域，变成更善于传播种族主义梗图的数字泥浆

• 哈贝马斯曾依赖的印刷媒体文化，已经坠入数字泥浆。它更擅长传播种族主义迷因，而不是培养道德和尊严。去世前几年，他对历史学家 Philipp Felsch 说，自己的世界正在“一步一步”被拆除。
• 文章的关键张力由此展开：如果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最能解释民主如何依赖理性讨论，那么今天的数字公共空间几乎像是对他理论的系统反讽。

2. 法兰克福学派早已预见资本主义、技术和大众文化的黑暗面

Ross 随即把哈贝马斯放回法兰克福学派背景。社会研究所成立于 1923 年，纳粹时期流亡，战后回到德国。Max Horkheimer 和 Theodor W. Adorno 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并不是极权主义的反面，而是更和气的孪生兄弟。

2.1 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从世界大战和革命失败中学习悲观

• Horkheimer、Adorno、Herbert Marcuse、Friedrich Pollock、Erich Fromm、Leo Löwenthal、Franz Neumann 和 Walter Benjamin 多出生在 20 世纪初富裕同化的犹太家庭，青年时期经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革命混乱。
• Philipp Lenhard 在《Café Marx》中说，他们年轻时学到，战争和野蛮不是资产阶级社会的“工伤事故”，而是其内在逻辑的结果。

2.2 Horkheimer 把研究中心转向资本主义、科学、技术和大众文化

• 社会研究所早期做认真马克思主义研究。1930 年，Horkheimer 成为主任后，受 Pollock 影响，认为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已发展到不太可能被推翻，福利制度也让工人阶级不再容易躁动。
• 在革命缺席时，Horkheimer 要求学者研究资本主义、科学、技术和大众文化的交叉，并称这种介入式哲学为“批判理论”。他保留马克思的辩证法，却失去对进步的信心。

2.3 Adorno 与“文化工业”让大众文化显得像温和统治机器

• Adorno 完善了 Horkheimer 的冷峻声音。他批判商业爵士乐，也批判古典音乐工业；他与 Horkheimer 在洛杉矶合写《启蒙辩证法》，把目标指向康德式启蒙自身。
• 在“文化工业”一章中，Adorno 认为垄断下的大众文化趋于同一，消费者拥有的只是“选择永远相同之物的自由”。它表面服务公众，实际发明公众本不需要的欲望，用名人崇拜训练人服从权威。

2.4 哈贝马斯想离开“深渊大饭店”

• 法兰克福学派的问题在于表演性矛盾：如果用理性工具拆毁理性，自己的批判也会被削弱。Georg Lukács 讽刺 Adorno 等人住进“深渊大饭店”：舒适地坐在虚无与荒诞边缘。
• 哈贝马斯后来想离开这座饭店，走到深渊之外。他继承批判，却拒绝把批判变成冬眠式绝望。

3. 哈贝马斯的战后经历让他既理解脆弱，也拒绝放弃理性

哈贝马斯出身小资产阶级、文化保守的新教家庭，父亲 Ernst 在 Gummersbach 领导当地商会，1933 年加入纳粹党；少年哈贝马斯也被要求加入希特勒青年团，只是偶然躲过战争末期青少年被征召守卫第三帝国。

3.1 腭裂经历让他早早理解依赖和脆弱

• 哈贝马斯通常避免谈私事，但 2004 年获得京都奖时，他谈到艰难童年。他出生时有腭裂，经历多次手术；他说这让他意识到自己的依赖和脆弱。
• 在学校，他说话困难，因鼻音被嘲笑。Stefan Müller-Doohm 的 2014 年传记还指出，纳粹种族科学把腭裂视为“退化”迹象，而十年后一些有这种状况的儿童被纳粹以所谓安乐死计划杀害。

3.2 他在战后西德重新开放的文化中形成左翼民主立场

• 年轻哈贝马斯投入新西德国家重新开放的文化，阅读和观看纳粹时期被禁的现代主义经典：抽象艺术、表现主义和布莱希特戏剧、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政治上，他靠近社会民主党左翼。
• 他在 Göttingen、Zurich 和 Bonn 学哲学，并获得博士学位。起初他崇敬 Heidegger，但 1953 年 Heidegger 重印 1935 年形而上学讲座时，哈贝马斯震惊地发现其中亲纳粹语句没有被删除，也没有任何歉意。

3.3 他从法兰克福学派出发，却不愿继承其宿命论

• 哈贝马斯曾担任 Adorno 助手，本来会自然接续社会研究所传统。但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的宿命论让他觉得这是一种放弃社会目的的“冬眠策略”。
• 他也抵抗法国后结构主义中让真理变得云雾化的修辞。他不愿放弃康德以来的理性概念，尤其是 Menschenwürde（人的尊严）这个写入德国宪法开头的理想。

4. 《交往行为理论》把理性从孤立主体转向日常沟通

1970 年代，哈贝马斯退回巴伐利亚的 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the Scientific-Technical World，投入跨学科研究。1981 年，他出版两卷本《交往行为理论》，试图重建理性的公共会堂。

4.1 他回到康德问题，但不再把真理交给孤立个人

• Adorno 的《否定辩证法》把奥斯维辛视为启蒙的黑洞，不愿再肯定存在。哈贝马斯不愿放弃积极性，重新提出康德问题：在混乱变化和真实灾难中，理性个体如何建设更人道的世界？
• 康德的绝对命令要求人只遵循可普遍化的准则。哈贝马斯同意 Horkheimer 和 Adorno 对这种个人主义理性有疑虑，因为它过于相信个人能独自发现真理。

4.2 理性应从人与人接触的日常机制中长出来

• 《交往行为理论》综合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Durkheim 的集体意识、Weber 的权力社会学、系统理论、言语行为理论和精神分析，庞大到近乎笨重，但也像复杂世界的忠实镜像。
• 其核心是美国实用主义，尤其是芝加哥社会哲学家 George Herbert Mead。Mead 认为，沟通行为对社会和个人形成都至关重要；人在与他者互动中找到身份，也必须准备让任何人从真理、真诚、相关性或连贯性角度质疑自己的主张。

4.3 “你”这个代词本身就预设角色交换和被反驳风险

• 仅仅使用“你”，就已经预设角色交换，也冒着被反驳的风险。每次人走出自我中心框架，都会经历一种辩证过程。
• 哈贝马斯把追求共识赋予近乎神秘的色彩，说相互理解的媒介具有某种“半超越性”；后来他称之为“从内部的超越”，即自我与他者的融合。

4.4 批评者认为他的对话图景过于平静

• 很多批评者说，《交往行为理论》中的话语图景太像大学研讨班，没有充分处理人会互相压制、男性会压制女性、谎言和操纵会把理性扭成反面。
• 哈贝马斯回应说，沟通若要可能，人们至少必须预设共识可能存在。如果每次谈话都假定对方可能是反社会人格，人只会退回偏执孤立。这也是政治的根本挑战。

5. 哈贝马斯同时是严谨学者和公共知识分子

Peter J. Verovšek 在《Jürgen Habermas: Public Intellectual and Engaged Critical Theorist》中讨论哈贝马斯双重身份。哈贝马斯认为，哲学家不应扮演“民族教师”，因为纳粹德国的知识分子史已经玷污了这个角色；哲学家应像“业余者”一样，质疑各领域边界。

5.1 他通过报纸文章介入政治和文化争论

• 哈贝马斯写过数百篇报纸文章，主题从后现代建筑到基因工程。他可以相当机敏地描述 1990 年代情绪：“有点沮丧，有点茫然，整件事被 techno-pop 的跳动声冲刷。”
• 他也有不懂流行文化的一面：有一次告诉作家 Peter Handke 自己从未听过 Beatles 的《Yellow Submarine》，让 Handke 拍了他一下。

5.2 他在七八十年代重返公众视野，捍卫德国记忆政治

• 1970 年代末，极左恐怖行动后，保守派巴伐利亚政治家 Franz Josef Strauss 指责法兰克福学派启发了暴力。哈贝马斯在 Der Spiegel 上反击，表面说不会指责 Strauss 是法西斯，实际几乎就是这么做。
• 1980 年代中期，他批评那些认为德国不应再为纳粹过去自责的保守历史学家。Ernst Nolte 把大屠杀相对化，称所谓犹太人灭绝只是 20 世纪诸多恐怖之一，最糟糕恐怖来自布尔什维主义。哈贝马斯在 Die Zeit 上愤怒回应，推动 Historikerstreit（历史学家之争）进入主流，并一度使辩护士名誉受损。

5.3 他从美国民主样板转向欧洲宪法爱国主义

• 随着 Reagan 时期放松管制侵蚀媒体独立，以及 George W. Bush 时期美国超级大国变得冷酷，哈贝马斯对美国样板的钦佩下降。9·11 后访问纽约时，他被爱国空话和排外情绪疏离。
• 他转而主张欧洲联盟可以成为不同类型的跨国实体：不是以民族血缘身份为基础，而是以 Verfassungspatriotismus（宪法爱国主义）为基础，即对一套共同政治计划的爱国。每当德国国歌响起，他宁愿离开房间。

6. 从《事实与规范之间》到协商民主：公共领域成为制度传感器

1992 年《事实与规范之间》中，哈贝马斯把交往行为接到协商民主。这个术语来自美国政治学家 Joseph M. Bessette，也呼应 John Rawls 的政治哲学。

6.1 大型民主需要中心机构，也需要外围公共意见

• 哈贝马斯认为，健康的协商民主必须服务多个意见节点。中心是立法和治理机构，因为大型民主的复杂性需要正式装置，尽管这些装置可能被控制性利益俘获。
• 作为制衡，外围的大众意见，也就是新版公共领域，可以通过基层组织、公民不服从、调查报道等方式，把经济不平等、生态危机、公民权利和技术威胁推上社会议程。

6.2 公共领域像带有传感器的预警系统

• 哈贝马斯称这个外围区域是一种“无政府、无束缚的交往自由”，也是带有传感器的预警系统。它不能直接取代正式机构，但能迫使中心注意被忽视的问题。

6.3 直接民主批评指出，协商不能只让少数人协商

• 政治理论家 Hélène Landemore 主张直接民主，认为如果只有少数人在协商，协商民主就名不副实。她以古雅典为反例：雅典由一个 500 人委员会引导，成员通常抽签产生。
• 当代类似机制包括陪审团，以及加拿大、爱尔兰、冰岛和法国等地召集的咨询性公民委员会。不过 Ross 也提醒，直接民主不保证明智决策；雅典是好战城邦，也被自身侵略性所害，实验约持续 250 年。

7. 晚期哈贝马斯把宗教纳入理性史，但也暴露盲点

在晚年，哈贝马斯把宗教接入自己的长链条。福音派基督教、伊斯兰复兴和印度教民族主义等原教旨主义兴起，让他重新考虑宗教传统中尚未耗尽的力量。

7.1 无神论者哈贝马斯承认启蒙理性有“缺失意识”

• 虽然他是无神论者，他仍与神职人物对话，包括后来成为教宗 Benedict XVI 的 Joseph Ratzinger。2007 年左右，他承认启蒙理性无法完全掌握宗教保存的道德整体图像。
• 他认为哲学家应意识到自己思想中“缺失的东西”，尤其是在道德规范上；宗教机构也应与现代国家和解，并与世俗思想家合作，表达所有参与者都能尊重的正义规范。

7.2 《也是一部哲学史》把宗教和世俗理性写成漫长互译

• 2019 年，90 岁的哈贝马斯出版 1750 页巨著《也是一部哲学史》，英文译本由 Ciaran Cronin 翻译，2023 年出版。它从新石器仪式和古代神话写到一神教，再到现代世俗思想。
• 书中，Buddha 提供平等的觉悟道路，Confucius 编码学习宗教，Augustine 用 Plato 和 Aristotle 注入基督教，Martin Luther 把灵性转向内在，Duns Scotus 区分信仰与知识，William of Ockham 培育法律面前平等。Ross 认为，书中巧妙之处是把顽固的 Adorno 也拉入调解队伍：神学内容必须经受向世俗领域迁移的考验。

7.3 对伊斯兰的忽略和 2023 年加沙声明显示其多元主义失手

• 《也是一部哲学史》几乎没有关注伊斯兰，中世纪哲学家 al-Farabi 只被略微提及。这种西方偏向也影响了哈贝马斯最后几次公共介入之一。
• 2023 年 11 月，Hamas 屠杀以色列人、以色列开始对加沙残酷反击后，哈贝马斯签署声明重申德国与以色列的团结。声明短暂提到巴勒斯坦人痛苦，却说当把种族灭绝意图归于以色列行动时，判断标准完全滑落。Ross 认为，在关键时刻，哈贝马斯珍视的多元主义失败了。

8. 数字平台和 AI 把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推向终端危机

哈贝马斯很清楚互联网已经扭曲他珍视的公共领域。最初，他以为数字空间可以放大外围的无政府声音；有时确实如此，例如阿拉伯之春、Black Lives Matter 和 #MeToo。但更多时候，数字交流的间接性和匿名性破坏了理解。

8.1 平台把交往行为反向设计成冲突机器

• 如果 Mead 认为面对面互动帮助成熟人格形成，那么互联网常促成大规模退回青少年式霸凌和自恋。科技公司设计平台来提高冲突并延长参与时间，像是读了《交往行为理论》然后反着做。
• 哈贝马斯 2022 年出版最后一本书《公共领域的新结构转型》，93 岁的他不可能完全覆盖快速变化的领域，但仍写出“碎片化、自我封闭回声室中的荒凉喧嚣”，以及“统治世界的数字公司之自由主义鬼脸”这样的尖锐句子。

8.2 AI 让“生活世界殖民化”进入终局阶段

• 当 AI 聊天机器人进入公共生活，哈贝马斯所谓“生活世界殖民化”进入终端阶段。AI 同时是技术控制的完成，也是崇拜式迷乱的新层级；设计者自己也常无法解释系统在做什么。
• 哈贝马斯的世界观建立在人们彼此学习之上，而 AI 以与谄媚机器进行幻觉对话的名义消灭交往行为。社会后果已经包括大量虚假信息、学生作弊、用户对 AI 成瘾，甚至在 AI 帮助下自杀；同时成千上万工作消失，投资者却高兴。

8.3 “Habermas Machine”成了对哈贝马斯的私人冒犯

• 2024 年，Google DeepMind 推出名为“Habermas Machine”的系统，被描述为一组成对的大语言模型脚手架，用来在意见不合者之间寻找共识。
• 哈贝马斯并未授权 Google 使用他的名字，听说此事后非常震惊。这个细节像一个小型寓言：以共识之名打造的机器，首先就没有尊重被借名者的同意。

9. 结尾不是单纯纪念，而是要求同时保留批判和重建

哈贝马斯在最后一本书中说，需要“制度化说‘不’的无政府力量”。Ross 把这理解为拒绝的力量：如果我们停止点击垃圾内容，垃圾内容就不再存在。

9.1 欧洲可能仍保留部分反抗条件

• Ross 认为，启蒙最早兴起也最早遭遇死亡的欧洲，可能是最有希望发生协同反抗的地方。国家对媒体和文化的资助使公共领域仍部分完整，欧盟也已采取措施监管互联网和 AI。
• 哈贝马斯在伊拉克战争时期看到，泛欧洲感受正在由对美国漫长帝国主义世纪的厌恶增强，包括军事、经济、技术和文化层面。

9.2 我们既需要 Adorno 的愤怒，也需要哈贝马斯的希望

• Ross 最后承认，哈贝马斯几乎躁动地追求共识，有时磨钝了自己批判传统的锋刃。如果要对人类释放出的怪物说不，我们还需要法兰克福学派投入作品的 uncompromising fury（不妥协的愤怒）。
• Adorno 提醒我们，真理和谎言混杂，会让守住最简单知识都变成西西弗式劳动。最终，我们需要两种声音：批判的和重建的，严酷的和智慧的。辩证法就在坠落的绝望与悬浮的希望之间运动。

思想框架

文章先以当代公共领域的噪声和毒性开场，说明哈贝马斯为何重要；随后回到法兰克福学派，展示 Horkheimer 和 Adorno 如何把资本主义、技术和大众文化看成通向统治与灾难的机制；中段用哈贝马斯的战后经历、腭裂、纳粹阴影、对 Heidegger 的失望和对 Kant 的坚持，解释他为何从绝望批判转向交往理性；再通过《交往行为理论》《事实与规范之间》、历史学家之争、宪法爱国主义和宗教晚期著作，展示他如何把哲学带入公共政治；后段则写数字平台、AI 和加沙声明暴露其理论和判断的局限。Ross 的最终判断不是“哈贝马斯赢了”或“哈贝马斯输了”，而是：今天既不能沉溺于 Adorno 式绝望，也不能只靠哈贝马斯式共识；我们需要在批判愤怒和重建希望之间继续辩证地行动。